孔子生活于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时期。当时社会变革内涵着社会道德观的转向，即由超凡的宗教道德观转向世俗的人伦道德观，而孔子的道德观正是这一转向的重要标志。
春秋前社会的道德观从总体上说是一种宗教道德观，这是殷周时期社会的宗教天命观在道德领域的必然表现。
夏代的宗教目前尚无确切文字可
在殷代，宗教支配着整个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道德观念在卜辞中没有痕迹”（《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64页）。到西周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宗教思维中融进了道德思考，如《尚书・酒诰》中有：“用孝养厥父母”。《书经・康诰》中则主张对不孝不友的人尤其应当尽快地给予惩罚。所以，《诗・大雅》中说周人“有孝有德”。但是，在宗教和道德的关系上，道德实际上只是宗教自身的内容，只具有从属的意义，人们还没有对世俗的、现实的道德关系表现出自觉的理论诉求。从宗教伦理向世俗、现实伦理的转变,其转折点或标志是孔子的伦理思想。孔子伦理思想的现实转变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得到反映：
第一、道德的形成机制从鬼神的支配转变为人的情感需要。道德在周代表现为人对鬼神权能的崇拜。而在孔子那里，道德则出于人的内在情感。从仁的两个方面的意义说，一方面，仁是孝亲，表现为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情的流露，是亲子之爱。这可以从《论语・阳货》中记载的孔子和学生宰我的对话中得以说明。另一方面，仁是“泛爱众”，可归结为人的同情心即忠和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论语・卫灵公》），是“能近取譬”（《论语・雍也》），即后人所说的“推己及人”。
第二、道德的功能从克配天命转变为社会关系的调节方式。周人讲德是认为有德才能够克配天命，永保天命。殷人称自己是受天命进行统治的，周人说“天命靡常”，现在天收回了对殷所授之命，而改命他们代替殷人进行统治，天授命的依据是看对象是否有德：“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德的内容是敬天保民，殷人违背天意，失德，所以天要“降致罚”，而周人的祖先（文王）能够“明德慎罚”，所以能够收受天命。统治者能够“明德修身”才能够“以德配天”，从而“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在这里，道德是统治者获得天命，保持天命的工具。
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道德则是基于人的同情心而形成的普遍的社会成员的素质。孔子认为，人本性相似。这一相近的本性是人所具有的同情心，尽管有君子小人之别，但趋向于道德、形成道德素质却普遍存在于君子、小人（民）之中：“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所以，人不仅能够“爱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而且能够“泛爱众”：“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因此，“仁”具有普遍的人类之爱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说，以“仁”为核心的孔子的道德是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调节机制。
第三、由道德即祭祀转变为祭祀为了教化。周人“有孝有德”，其孝固然有养亲的意义（“用孝养厥父母”），但重要的是祭祀先祖，周武王就把祭祀文王说成是他的孝心的表达。孝就体现在享祭祖先的活动中：“率见昭考，以孝以享。”如此，才能永远受到天的福佑：“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于万斯年，受天之佑”（《诗・大雅》）。在这里，孝是一种宗教的情感和诉求。
孔子重视祭祖，但孔子祭祖是为了弘扬孝道。他之所以对鬼神存而不论，是顾虑不能以鬼神的有无而影响人们的现实之养。对孔子来说，“孝”最重要的是“养”和“敬”：“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这就把孝看成是现实的亲子关系，是一种具有此岸价值的行为。通过祭祖是要让人们了解孝道，培养人们的孝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慎终指丧礼，追远指祭礼，通过这一类的礼仪促使人们的道德进步而达到仁。宗教祭祀由此成为进行道德教化的工具。
孔子伦理思想的世俗转向有着重要的人文价值，这一价值集中表现为对人性力量即人的内在情感力量的开掘和信心。
首先，将道德视为内在情感的诉求，使人的道德主体地位得以显现。周代的“孝”、“德”因其同祭祀祖先、克配天命相联系，受鬼神的强制，还不是人完善自己本性的自觉意识，这时的道德还不能获得人类精神自律的意义,或者说作为人类精神自律的道德还没有形成，所以人并没有获得道德主体的地位。孔子将道德置于现实的人、现实人的真实情感之上，人因为这种真情实感并将其“推己及人”而获得了内在的规定，“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从而使人本性趋于完善。由于道德是人的内在心理追求，成为有德之人完全取决于人自己的意志：“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只要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完善的道德境界就会实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就使人成为道德的主体。
其次，人的共同的情感因素使道德成为普遍的社会调节力量。在周代，祭天祭祖是天子、宗子的专利，所以只能为氏族贵族所有，还不是一种社会性的精神生活。同情心、“能近取譬”则是人人都有的，由此所表现出的行为必然是会见诸于每一个人的，使一种德的方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基本选择和常态,从而使道德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协调机制。正是在各个个人的行为中生成了一个民族的社会道德感，它表征着中国文化的传统和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其意义如侯外庐所说：“把道德律从氏族贵族的专有形式拉下来，安置在一般人的心里要素里，并给予理论的说明，这可以说是孔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伟大功绩。”（《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56页）最后，教化能够激发人的情感，使人为善。孔子将人的真情实感看作是道德的基础：“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通过“慎终追远”能够使“民德归厚”，因为这些礼仪激发了人们的内在情感，使人们去为孝为悌，道德感得到强化。推而广之，能够用道德加以引导、用礼教进行规范，人们就能够自觉达到一定的道德要求。孔子看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表现了对人性向善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