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掌声如潮,我国著名材料科学家、两院院士师昌绪从国务委员陈至立手中接过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大红奖状。在全场目光和镜头的聚焦下,这位84岁的老人笑得平静而坦然。
他主持研制的铸造空心涡轮叶片,装备了我国上个世纪60至90年代生产的大部分先进发动机;他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主持编写《学科发展战略研究》,为我国基础研究的资助指明方向;他曾创办过4种科普杂志;他是中国工程院的发起人之一;他组织成立了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师昌绪,不仅是我国材料科学与技术界的一代宗师,更是推动我国材料科学发展的杰出管理者和科技战略家。
人们不仅钦佩他为我国科技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更折服于他闪光的人格魅力。李恒德院士说,师昌绪直言不讳,敢于斗争;陈能宽院士说,师昌绪“君子坦荡荡”;李依依院士说,师昌绪是循循善诱的师长;柯伟院士说,师昌绪是宽以待人的忠厚长者……面对人们的钦佩和赞扬,师昌绪说 “做到这些并不难,因为一切为了国家利益。”
锐意创新的开拓者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研制出铸造空心涡轮叶片,大幅度地提高了发动机的性能。这也引发了我国科研人员的争论：我们要不要由生产锻造实心涡轮叶片转为生产铸造空心涡轮叶片。大多数的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想要研制出这种被美国严格封锁的技术,就像一步登天一样,是不可能的。
师昌绪却说：“既然美国已经用上了,我们就一定能做出来。”1964年,他接受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他所有的资料,只是航空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荣科画给他的一张空心涡轮叶片的外观草图。从此,他带领攻关组群策群力,各展其长,没日没夜地投入到工作中。天道酬勤,在师昌绪的带领下,我国的科研人员仅用一年时间就在实验室中做出了比美国难度更大的9孔铸造镍基高温合金空心涡轮叶片,使发动机的进气温度一下子提高了100℃,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1966年11月,这种叶片正式投产,结果完全符合设计要求。20世纪80年代初,当世界闻名的英国罗・罗发动机制造公司总设计师胡克教授在沈阳看到这种叶片的时候,感慨地说：“单凭见到它,我就没白来中国一趟,因为我们用了8年才研制成功它。”
师昌绪,一位锐意创新的开拓者。他说：“那些创新性不强,而只是在别人基础上做些锦上添花的工作没有必要。”他被公认为我国高温合金领域的先驱。他提出了包套挤压新工艺,并发展出包套轧制、包套锻造等新技术。他还针对我国缺少铬镍资源的现实情况,研制出我国第一个铁基合金。更是在他的倡导下,我国科技工作者发现通过对磷、硅等微量元素含量的有效控制,可以减少合金元素的偏析。这一发现使铸造高温合金的工作温度提高了20―25℃,而之前的世界上的每一次理论创新最多也只能把温度提高5℃。1998年,这一成果被国际实用材料创新会议授予创新奖,是全世界12个获奖项目之一。
深入一线的“材料医生”
历史闪回1975年,贵州170厂四面漏风的工棚里,住进一个总是笑呵呵的老头。他和工人们一样,每天喝水管里放出来的浑水,排队买发霉的大米、玉米和地瓜干做的混合饭,喝那些连酱油都没有的南瓜汤。人们一开始认为,他只是个普通的科研人员,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制造空心涡轮叶片的大行家―――师昌绪,他和空心叶片的生产基地一起从沈阳转移到了贵州。一位曾和他一起在贵州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说,那种饭菜“如不耐心和用力去嚼,无法下咽。可是师先生毫无怨言,而且非常乐观。” 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师昌绪从原料的准备到验收标准的制定,都亲历亲为。最后,这种工艺复杂的空心叶片的成材率远远超过了该厂原来生产的实心叶片。
不论条件多艰苦,师昌绪总是身先士卒,在第一线解决各种各样的技术难题,在他手里变“废”为“宝”的航空发动机不计其数,航空发动机厂的同志们因此送给他一个“材料医生”的美誉。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评价说：“从工艺开发到实际应用,一种新合金要经历少则七八年、多则十几年的试验周期,师先生都能锲而不舍地坚持到底。”
高瞻远瞩的战略科学家
1982年9月17日,师昌绪、张光斗、吴仲华、罗沛霖四人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实现四化必须发展工程科学技术》的文章,明确指出大力发展工程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和方法。这篇文章奏响了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序曲,在工程科技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在此后每年的人大和政协会议上,都有一些工程科技界的代表、委员提交议案,呼吁成立以工程科技为主体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1992年,师昌绪又再次同张光斗、侯祥麟、张维、王大珩、罗沛霖联名上书中央,详细阐明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必要性和急迫性。1994年,中国工程院终于在万众瞩目中诞生了！74岁的师昌绪被选为副院长。今年已经是中国工程院成立的第十个年头,这十年中,中国工程院在我国科技发展,特别是工程技术的进步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翻开师昌绪的履历表,我们在每一个时间段都能找到像成立工程院这样具有综合性和前瞻性的工作。一路走来,师昌绪的每一步都印证着他作为战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
1982年,师昌绪在沈阳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腐蚀专业研究所―――中科院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现在,这个所已成为具有一个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一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腐蚀科学研究基地,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
1984年,师昌绪被调回北京,升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他领衔与20多位著名科学家共同提出中国科学院要与大中型企业联合,让科学技术推动大中型企业的发展。
1986年,他被任命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他提出优先资助某些领域的概念,特别是数学和理论物理,又请财政拨专款成立了“天元数学基金”。他还主持编写了《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对国家基础和应用研究的发展,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看法,为我国基础研究的资助指明了方向……
回忆起这些往事,已过耄耋之年的师昌绪指着自己的光头,笑着对记者说：“我这些头发啊,一半是在筹建腐蚀所时掉的,另一半是来北京以后掉的。”是啊,作为一个战略科学家,师昌绪为整个学科乃至我国整体科技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他的头发怎能不掉光
“热心”的中华之子
师昌绪告诉记者,他此生可用“热心”二字来概括。他对人热心,几乎有求必应,即使在他不任“实职”的今天,还经常有素不相识的人找他帮忙;他热心出版事业,做过六个杂志的主编,还主持编纂了《材料大辞典》、《中国高温合金四十年》等辞书和文集;他还热心学会工作,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他组织27个学会成立中国材料联合会,并发展为中国材料研究会。时至今日,师昌绪仍然活跃在科技舞台上。今年,他亲自到澳大利亚帮助中国生物材料联合会争取到了2012年第九届世界生物材料大会的承办权。
曾经有人问,师昌绪对事业、对人、对科技发展的“热心”来源于何处？也许他的胞弟师昌纶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个人荣辱系于国之大兴衰。”
让我们再把时间定格在1955年春天。在麻省理工学院冶金系进行博士后研究的师昌绪,终于冲破了美国政府的重重阻力,登上了从旧金山开往香港的克里夫兰号客轮。临行前,他的导师问 “你想回国,如果因为职位低,挣钱少的话,我可以帮忙。”师昌绪平静地回答说 ：“都不是,在美国我是个可有可无的人,而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国需要我。”
师昌绪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人生在世,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要对人类有所贡献。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作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