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三农”问题构成制约中国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进程的突出问题时，对它的关注和寻求解决之道的现实需求，也敦促学术界对其进行学理或学术层面的分析。诚如已故历史学家张荫麟说：“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GeneticRelation）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
首先，“三农”问题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一个历史问题。根据现代化经典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是生存还是毁灭，是衰败还是复兴，是遗弃还是重建……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面临并必须解决这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正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在古代，社会是乡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民众主要是农民，以农耕文明为特质的均质性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因此，农村、农业和农民并没有成为古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只是随着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才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问题。
虽然中国迟缓的现代化进程远不及西方那样对传统的乡村社会形成强劲的冲击，并彻底改变传统乡村结构，但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中，乡村社会所受到的冲击和沉积的矛盾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了。故有人指出，民国以来的中国社会进程实际上是中国农村经济崩溃的过程，是中国广大农民贫穷化的过程。旧时代的矛盾依然存在，新的社会矛盾又闯了进来，再加上外国侵略和天灾人祸诸种因素，农村问题遂成为引人注目的大问题。到20世纪30年代，‘农村危机’、‘救济农村’成为非常强烈的呼声；‘复兴农村’、‘乡村建设’、‘农村改进’、‘改革土地制度’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那时在几乎所有政党政派的政治纲领中，都有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主张。
其次，勿庸置疑，困扰当代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有着自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线索，当然也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曾想努力解决的问题。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虽然近代农民生存条件和生存状态与传统社会并无质的差别，但近代以来的农民生存更多地呈现出社会变迁中的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因为“我国古时重士农，轻工商，所以农民的地位非常高尚。”但到了近代以后，“工商业一天一天的发达，工商的地位逐渐提高……农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变坏，他们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6号）这一历史记录表明，近代中国农村问题的出现和累积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时代，就在于它不仅受到社会政治变动所引发的权力结构动荡的影响，也不仅受到农村阶级结构内在规律引发的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的周期性震荡，而且更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乡村社会生存和发展形成的巨大压力和分解力。因此，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探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就成为20世纪30年代《东方杂志》讨论的主题之一。同样，已经被拖入世界经济市场的中国乡村，还不可避免地承受着世界经济的冲击。因此，当时乡村社会研究的国际视角也十分鲜明，如马寅初《世界经济恐慌如何影响及于中国与中国之对策》（《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3号）就是典型一例。而且当时对于中国农民贫穷问题的考察也是从世界史的对比角度入手的，如李树青的《中国家的贫穷程度》（《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9号）即是通过与美国、丹麦农民生活状况的比较而立论的。寻求“三农”问题答案的探索，是近现代以来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内容之一。
再则，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之一。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既承负着现代化进程也承负着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双重困厄，因而乡村社会变迁更多地表现为危机的加剧、交错和寻求解脱危机的步履维艰。在20世纪上半叶急切探求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出路同时也是探求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讨论中，学术界、政界、思想界、文化界、舆论界等各以自己的认识和思考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所谓重农主义派、重工主义派、工农并重派、农村复兴派、都市建设派、资本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民生主义派、放任主义派、统制经济派、合作运动派、交通建设派、生产建设派等等都试图在自己的学理论证框架中提出改造和建构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任何模式都有其学理层面的价值，也有其现实试验的意义。当然，任何模式也都是有限的，历史的发展和演进最终都超越了模式本身。不过，历史所积累的认识价值却是永恒的。回观历史，并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加以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也才可以认清其时代特征。这是时代对史学的要求，也是历史学回应并作用于时代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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