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时刻关心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他的文艺理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他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所创造的极为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则为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同志那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光辉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
邓小平同志深谙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深知在“文革”前后一段时间里文艺界所遭受的种种灾难。要愈合创伤，营造一个全社会整体的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是大前提，同时他还特别注重为文艺界这个局部营造宽松和谐的氛围。为此，当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时，他欣然出席大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这篇讲话是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关于文学艺术的又一重要文献，通篇都蕴含着一个深邃的核心意义，那便是为文艺界营造宽松和谐的氛围，在讲话的结尾，他要求各级党委：“当前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番讲话对各级党委颇含耳提面命之意，核心是要求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好的社会氛围。可以看出，他所着重强调的不是物质方面，而是思想意识方面政治氛围方面的宽松。
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氛围，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而要经过不断的努力，并且还得有纪律和法规的保证，才能日见其效。所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仍然将营造一个好社会氛围问题，放在党的工作的重要日程上。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一共12条，其中第六条明确规定：“由于认识错误而讲了错话或写了错误的文章，不得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给予处分。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所谓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就是禁止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为罪状，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还强调指出：“把思想认识问题任意扣上‘砍旗’、‘毒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种种帽子，任意说成是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不仅破坏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思想僵化，而且易于被反党野心家所利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秩序，这种做法必须制止。”《准则》公开发表后，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社会各方面的由衷拥护，文艺家们更是欣喜无比，此后在文艺界动辄将某一部作品打成“毒草”，动辄指责一个作家“利用小说反党”的说法和做法日见其少直至销声匿迹，禁锢作家艺术家思想灵感的锁链，束缚他们手脚的绳索，被邓小平同志所营造的宽松和谐社会氛围，被党的最高法规彻底地粉碎了，在文艺家的面前展现的是广阔的艺术创造的天地，他们可以在这个宽松和谐的环境里自由驰聘了。
为文学艺术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有一个好的讲话一个好的文件，当然非常重要，但还要实践还要落实。邓小平同志身体力行，带头实践，为文艺界树立了典范。重读1981年7月17日他对电影《太阳和人》的评论与1983年3月2日他对《人到中年》的评论，可以从中得到如下的教育和启发：一、邓小平同志总是从作品的实际出发，进行思想和艺术评论，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这就告诉我们，文艺批评一定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这是一条原则；二、邓小平同志对《太阳和人》的批评的确很尖锐，但他坚持“三不主义”，没有从作家的创作动机和指导思想上去上纲上线，而是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指出它的社会效果不好；三、《太阳和人》虽然受到来自党内高层严厉批评，但批评是针对作品本身，对于编导人员只是总结经验教训，并未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处分和打击。《人到中年》虽然受到了赞扬与鼓励，编导者们并未从中得到什么特殊的政治荣誉。这与以往因为对作品横加罪名，导致对作家艺术家的打击迫害，以致造成冤案、冤狱甚至迫害致死的严重情况，形成鲜明对照;也与谱一支曲子、演一个角色受宠而政治上一鸣惊人，形成鲜明对照。由此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对于《太阳和人》、《人到中年》的评论，不仅为我们树立了文艺批评要从作品实际出发的典范，更重要的是树立了坚持“三不主义”、开展正常的文艺批评的典范。邓小平同志用实际行动为文艺界营造的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彻底地打消了文艺家们心有余悸和思想顾虑，这是调动文艺家们精神灵感的最强大动力。此后文艺界也对一些不太健康的作品进行过讨论批评，但都严格坚持“三不主义”，没有因为写了不好的作品而惩处作家艺术家的事情发生。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重温他的文艺理论，重新体会他对文学艺术所营造的宽松和谐环境，使我们对这位伟人无比怀念，同时也感到作为文艺工作者的重大社会责任，我们应当珍惜这个环境，坚持“三贴近”，紧扣时代脉搏，创作更好的作品来奉献给人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