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能力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如果技术创新能力不能提升，我国的长期发展将要受到很大制约。毋庸讳言，我国目前的技术创新能力还远低于发达国家。据统计,我国的发明专利只有日本和美国的1/30，很多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依赖国外引进。国家创新体系中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至为重要,当前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现状
用好考核这根指挥棒
在调研中，韩启德发现绝大多数企业都知道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和命脉，但在市场经济压力下，当眼前生存成为第一需要时,企业只能先顾眼前利益搞销售，把技术创新往后放。
另外，国家对企业的考核评价体系一味重经济效益，也是企业重现实经济效益,轻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韩启德认为,企业考核是指挥棒，除了经济效益外，国家一定要把技术创新列入企业的考核指标，这样企业领导才能把握好近期效益与长远目标之间的关系。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也应该有技术创新指标，使之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方面作出更大努力。
科研机构改制后不能“穿新鞋走老路”
韩启德在调研中发现,很多科研单位转制已经5年了，但原来的机制体制基本没有改变,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与现代企业制度相差甚远。有的虽然上了市，但只是把企业中资质较好的部分剥离出来上市,其余部分的发展存在很大问题。韩启德担心,如果企业产权不清，体制与机制改革不跟上，今后的发展必然会受限制。
产学研要以企业为主导
在调研中,韩启德听到不少企业抱怨，企业在产学研中的主导地位没有确立,国家的经费偏重于支持高校,而高校搞出来的东西往往缺乏实用性，转化不了成果。韩启德认为,“产学研”三者，“产”在前，没有“产”，“学”与“研”缺乏动力和方向。他建议国家根据我国产学研结合的现状，实现多种互动方式的产学研结合模式。在应用性较强的项目组织上，要以企业为主体，由企业来牵头。企业除了在关键技术上要创新外，还要注意其他方面的研究与创新，比如市场的研究，服务业的配套等等，这些都应当放在产学研里来做。
韩启德 左二 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
优惠政策要有操作性
调研中，很多转制院所反映，近些年,国家虽然为鼓励科技创新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但审批复杂,可操作性差,企业难得实惠。比如,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于1996年规定企业研发费用可入管理成本，比上一年超额部分的50％可抵扣应税所得额。但在调研中发现，在250多家龙头企业、重点企业中，1998到2001年的4年间分别只有19、26、44和41家企业享受到了这项优惠政策，企业实际享受的金额只占应该享受金额的5.79％。
减少人才流失要有办法
韩启德在在调研中听到很多企业为人才流失苦恼,埋怨人才被“挖走”,使改革阵痛中的国有企业和转制院所雪上加霜。韩启德说,人往高处走，人家那里收入高，又能发挥才能，谁不去呢？国有企业要想留住人才，就得重视人才，为人才创造好的条件，包括好的物质待遇。一些单位把80％或70％的奖励资金发给20％或30％的重要人才，集中财力保证重点人才待遇，这是值得推广的人才策略与经验。
目前在一些高新技术企业中,多发一些奖金已不足以留住人才。韩启德认为,为鼓励人才特别是骨干人才,将企业的长远利益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捆绑在一起，最好的办法是采用股权激励机制。但目前相关政策的条件过于苛刻，至今几乎没有一家企业能达到这样的条件。建议国家降低准入门槛，以利于企业建立股权激励机制，稳定和吸引人才。
政府要认真组织共性技术研发
在调研中,几乎所有的企业和转制院所都感到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必要性。在企业对实用技术创新都要有选择性地进行的情况下，无力承担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拿汽车制造企业来说，目前的技术主要都是从国外直接拿来的,技术创新只能做到车型的创新，企业坦陈，投资到再难一些的技术创新上去不合算。韩启德认为，企业看重现实经济效益，对关系到长远利益的共性技术研究缺乏动力，这是自然的事情。此外，单个企业也往往没有能力和实力研发共性技术。共性技术非常重要，关系到我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方面政府有责任来组织。
韩启德希望，由国家出面组织科研力量并给予资金支持，开展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战略高新技术、重要公益研究领域的创新活动。在关键公共技术研发方面，政府要继续给予经费支持，同时更重要的还要吸引社会资本的投入。也可由若干个大企业组织起来成立创新战略联盟，联合进行共性技术的研发，从而增强与国外公司的竞争力。
完善促进技术创新的法律与法规
韩启德说，知识产权和分配制度一定要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保障，而且应该比现有规定更细一些。国家、行业、企业在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应制定明确的知识产权战略，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和将这些成果产业化三个层次做好知识产权工作，加强企业的技术成果自我保护，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
韩启德建议，由国家出资的项目其成果在国家、单位与研究者之间的归属、分成，政府职能部门要作出政策规定，并在立项时作出明确规定。关于知识权威以及分配等方面的各项政策规定要有利于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同时又不损害国家与集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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