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工人，没有什么文化，但他知道让我背书。从小学到中学，语文书上所有的课文我都能很熟地背诵下来。小学四年级时“文革”来了，父亲就让我背《毛主席语录》，一本书上的“语录”，我段段都背得很熟。后来又背“老三篇”，也会背了《愚公移山》。1980年，我上了夜大，有一次老师讲《滕王阁序》。课上老师问：
中国传统的学习方法就是“背书”。现在看来，虽有不足，但更多的还是优点。老一辈的文史学者，能够背诵“四书五经”、大量文史典集的不在少数。我常常想，我小时候背的要是《唐诗三百首》，那到现在会是怎样？我非常羡慕我的一个木匠师傅，他是念过私塾的，会背很多古诗文，在他的影响下，我也会背了《古文观止》的第一篇《郑伯克段于焉》。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在我们单位给领导们讲柳宗元的《封建论》，一时成为美谈；而我则爱听他背着讲《聊斋》中的《胭脂》，特别是后面的那段判词，有许多典故事。收音机中曾播过天津著名的评书艺术家刘立福说的这段评书，每天半小时，光这段587个字的判词，就说一个星期，甚是精彩；原文仅108句，涉及17个典故，可见其含金量之高。读唐明浩先生的《曾国藩》，有感于曾国藩说他的弟弟曾国荃“不读书”。其实曾国荃在三十岁之前就读完了《廿四史》。现在街面上的书店确实是多多了，很多的书店里也都有《史记》类的经典，特别是许多大部头的精装经典图书。可是，试想能有多少人读这些“精”“典”呢？再看，现在的报刊，文字之间多见虚词、赘语，诸如：“积极的”贡献、“好的”成果，等等；错别字甚多，可见其文字基础。其实，我们真应该“收心补读少年书”，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读点“经典”。这些，确实是我们―――大的说是“经国济世”，小的说是“做文谋生”，“咬文嚼字”，乃至“为人处事”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