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自由开放、活泼天然的一种文体，可以看作是对自由形式和灵智思绪的喷薄。当我沉入对崔济哲《清唱》专注的阅读之后，就发现了一个新的散文空间如果核般呈现出来。通过他生命的历程和行走中的
一直以来，我们认为散文的生命在于真实，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何谓真实？我愿意为真实提供一个最低的标准：真实即特殊的朴素，在这个意义上，“真实”反对的不仅是虚假，更是虚荣。
“……母亲在低低地哭泣。她在数落父亲，你每天吃饭，就只扒两口，光喝白水，能行吗？你这么高的个子，这么大的人，办公室的老孙跟我说，你几次昏得差点支持不住。
父亲说话声音低沉缓慢，你不也把那几口饭都尽量剩给孩子们啦，哲儿他们是男孩子，运动量大，正在长身体，我们少吃口也到不了哪去。再说，你也不能这么刻薄自己，瞒过别人还瞒不过我，你也浮肿得快到膝盖啦！
母亲抽泣着说，你看看你浮肿成什么样了，小腿上一按一个深坑，蹲下都不敢马上站起来。老人们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你浮肿的都快到膝盖了！听说现在医院里一看你们男的肿过膝盖，连收都不收，叫回家等着……”
这一段文字摘自崔济哲的集子里的《父亲》系列，无须更多的提示，文中展现的是已经成为民族梦魇的饥饿年代，而这段文字给了我电击般的印象，这就是真实，相对于我们对于真实的纷纶意见，真实本身的沉默具备了足够的能量，而崔济哲的散文意在让这种沉默显出原形！
在《父亲》系列中，崔济哲的怀念往往超越一己私情，而演化为对某段晦暗不明的时间的追悼，是时间，而不是历史（时间是对历史的抽象化和总结，时间是哲学的、生命的、无声的。而历史是事实的，暴风骤雨的）为崔济哲的写作提供了展示人性光辉的镜面，在他面对时间的追悼里，有伤感的叹息，游移的焦虑，谨慎的沉思，而所有这些又因为时间的“永远伟大和正确”而变得平静，他的书写是朴素而安宁的书写，如同挂在秋阳中的浆白过的布匹，颜色和姿势都自然可亲。
《清唱》散文集中成就最大的无疑是“父亲”系列，就如某些论者所说的文中的“父亲”不仅是“我的”，“他具有更宽广的涵义”，这种更宽广的涵义，可以归结为以“父亲”为典型的一种文明背景，而作者本人也热衷于揭示和描述这个日益衰退而逐渐淡出中心视野的背景，“清唱”所唱的正是一系列依附于农耕文化形态之中的仪式和形象，比如“满街满胡同的大红灯笼，门前红彤彤的中华结”（《过年》）；比如“一曲民谣，直唱得泪水涟涟，苦不堪言，晋西北苦甲三晋，其况可知矣”（《酸曲》），这些仪式和形象是从大地和历史的深处生长出来的，而崔济哲曾于1968年冬赴江西插队，务农6年有余，对此不仅熟悉，而且满怀同情。崔济哲把这些已经融进个人骨血的经验清唱出来，其苍凉滋味并非时下流行的“文化散文”可以比拟，后者尽管充斥着各种名人轶事、历史掌故和虚拟的乡土风情，但却缺乏崔济哲笔下隐伏不绝的博爱与同情心，另外，崔济哲那一代人年轻时为俄罗斯文艺热烈而忧伤的气息所影响，行文造句多带草原式的开阔和艾草般的香味，读起来更让人感到荡气回肠。
除了抒情篇幅之外，《清唱》中还有两类文章，游记和杂感，作为新华社的资深记者，崔济哲大量的时间用于行走，在他的游记中，曾经沧桑者的感世忧时的情怀和记者的敏锐洞察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意在使一切文字都成为“从人生之中、岁月之中、命运之中跳出来的肺腑之言”。在游记类文章铺天盖地的同时变得日益缺乏人文关怀和写作智慧的今天，崔济哲的这类既有丰富的文化藏量又不缺乏新鲜感受力的游记和杂感显得弥足珍贵，像其中的《难忘以色列》、《女人―――屠格涅夫笔下的女性形象》等篇章，贯穿着强烈的人文精神和道义感，从历史、人性和文学等多种角度唤起人们对普遍命运的关注，这种非凡的才能以及更非凡的对散文功能的理解，为我们的散文史留下了真正的经典之作，也为我们的精神史留下了不容泯灭的怀念与深爱。
（《清唱》崔济哲著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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