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历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抒情的传统，一个是讲史的传统。后者的形成同中国古代从西周开始即重视史的记载有关。但先秦之时几种优秀的讲史作品历来仅仅被看作史书，以为完全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产物，把瞽史们生动的细节描述、心理刻画等文学上的创造完全归为史官的功劳，故先秦时讲史的传统为学者们所
诗赋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不是没有原因的。上面所说讲说历史的“春秋”之类先是被误解而排除在文学之外，后又完全让位于史书而流传于民间，这是对比上的原因，是外因。其实质上的原因是诗赋最能体现汉语的特点。因为民间作品主要是口传，而文人创作必须借助于文字。古汉语一词一音，书之竹帛则一词一字，无词尾变化，以词序体现句中各成分的关系，而又灵活变化，奇正相生。这对于作到诗歌句子的整齐匀称、相互对应，比其他的语言有更多的方便；汉语又有声调，声调体现着音的高低、长短、强弱、快慢、轻重，因此，按不同声调安排词汇，会使句子具有音乐性。汉字又是由象形、指事发展而来，也多会意、形声字，所以字形结构本身便带有类别性和一定的情感色彩，给人以想象与感情变化上的启发与暗示。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杰出的作家总是在千方百计发掘本民族语言中潜在的艺术表现力。汉语既有上面所说的长处，所以诗人、作家们在几千年的探索、努力中，将它在诗创作各方面的艺术表现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诗歌在艺术上所追求的无非是两点：一是对意境、情感、感受的极强的表现力，尽可能缩小言意之间的隔阂，克服“言不尽意”的法则对作家笔墨的局限；二是使作品更具音乐性，使作品的语言最大限度地具有音乐的美感。为了达到第一个目标，诗人、作家运用了各种修辞手段，如摹状、比喻、比拟（拟人、拟物）、通感、夸张、象征、暗示、拈连、移就、对照等，创作中往往“炼字”，企图以选字之准确、字词搭配之恰到好处而作到传神、传情。为了达到第二个目标，诗人从句式、词语的安排布置等方面极尽变化之能事，以求达到音韵的谐调及字词声音的变化同内容的一致。比如屈原的《离骚》，除继承《诗经》中雅诗的艺术经验和楚民歌的用韵特征，用固定的偶句韵，增强了诗的音韵节奏之外，还采用四句为一节的形式，并且在单句之末用“兮”收尾贯穿全篇，以与灵活变化的偶句韵相结合，有变有不变，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交韵的形式。泛声的语助词“兮”主要表示着吟诵中句末声音的拖长，又有变换着的偶句韵脚与之相间，使全诗并不显得用韵单调，也不显得转韵频繁。尤其令人惊叹的是，诗人在偶句韵脚常常邻近韵部相转，形成音韵上的渐变，回环往复，如流水之曲折变化。不仅如此，《离骚》六言句（不计“兮”）句式上采用第四字用虚词或意义较虚之字的方式，使一句之内，形成吟诵中轻重缓急变化的节奏，又往往利用一句之中这种若断若连的结构形式，在单句的第三字（虚字之前一字）也往往押韵，形成句中韵。如：
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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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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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句中真部韵，偶句末锡部韵）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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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夫家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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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句中元部韵，偶句末东部韵）
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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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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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句中幽部韵，偶句末鱼部韵）
曾?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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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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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句中微脂合韵，偶句末阳部韵）
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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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之先鸣兮，使百草为之不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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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句中微部韵，偶句末阳部韵）
（△表示韵脚字,○表示虚字韵脚，●表示句中固定位置上的虚字或意义较虚之字。下同）
还有单句句中同字相押，及多例旁转、对转相押的，不再一一抄录。这种句中韵脚，有的随句子的变化，也产生个别变例：如句子在虚字前增加了一两个字，这个韵脚字可能就在第四字或第五字上，如：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难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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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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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句中元真合韵，偶句末鱼部韵，带虚字脚）
如果虚字前少了一个字，就落到了第二字上，如：
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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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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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句中同字韵，偶句末耕真合韵）
屈原在语言艺术上进行如此自觉的追求并且达到如此的高度，令人惊叹！过去学者们认为屈原之时中国文学的意识尚未觉醒，艺术上的一些表现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追求，实在是违背了文学史的实际。南北朝之后诗歌由诵诗转向案牍诗，虽然仍有歌诗产生、流传，但不占主流。但是无论是耳治的诵诗，歌诗，还是目治的案牍诗，都极其注意语言的表现。歌诗因为有乐曲相配，对于平仄及押韵的规律不甚在意，但在炼字、布置（如对偶）等方面，仍然是着意经营，有着很强的感染力。
赋是由诗演变而来的，由诵诗吟诵的特征结合了问对散文及设论的结构特征而形成。因为它是用诵的方式传播的，不依靠音乐，所以也特别注重对语言本身的表现力，以至于对汉字各种表现功能的利用。赋从战国末期产生，至汉蔚为大国，成一代之文学，体现出大汉王朝积极上进的时代精神。至汉末抒情小赋兴盛，多有名篇；魏晋后又趋向诗化、骈化，可以说是对汉语特质的最全面、最充分的发掘与试验，为唐代律赋、律诗的形成提供了艺术经验。人们都知道唐代以诗称盛，其实就其数量而言，赋不亚于诗，其艺术水平，较之汉魏六朝也有所发展。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实际的成绩和地位，比今天一般人知道得要大得多、高得多。直至清代，诗体赋、骚体赋、骋辞大赋及散体赋也都仍有人创作，而且清代赋作绝大多数为律赋。
正由于这个原因，有必要对诗赋关系作一深入的探索，要深入到句子，通过对句式、句子结构的发展变化、相互吸收，来揭示诗赋的关系，因为既然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中国诗和赋最突出地体现着汉语的特色，如果脱离对语言深入细致的分析，而去谈其他，总不能揭示出其发展演变中细微的深层的东西。当然，要作到这一点，也要对文本、体裁、作家作品等有关情况都有所了解，甚至作新的探讨。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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