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不仅以诗名世，也是一位思想家和政治革新家。他于被贬任朗州司马期间作《砥石赋》与《天论》，对治国之道进行了独特的感性抒写和理性思考。
《砥石赋》共三段，首段写宝刀生锈，强调其所以如此并非只因潮气使然，长久不用才是根本原因（“岂害气所之独然兮，将久不试而然”）；中段写宝刀经砥石磨砺
嗟呼！石以砥焉，化钝为利；法以砥焉，化愚为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杰材以凑。得既有自，失岂无固？汉氏以还，三光景分。随道阔狭，用人得之。五百余年，唐风如振。悬此大砥，以咙兆民……
作者以砥石喻法制，以宝刀喻人才，强调用砥石磨砺可以使刀化钝为利，以法制治理天下就能化愚为智，培养出贤能的人才。在这里，作者情动笔端，上自西周，下至汉唐，纵论古今盛衰，彰显法制在治理国家中的决定性作用。在这里，诗情与法理交相辉映，思想与艺术互动升华，显示出刘禹锡的不同凡响之处。
联系《天论》的思想内容，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刘禹锡的治国之道。刘禹锡是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认识法制的，他认为自然与社会（天与人）的关系是：天的职能在于生长万物，其间强胜弱的规律在起作用（“天之道在生殖，其用在强弱”）；人的职能在于以法制维持社会秩序，其间判断是非善恶的原则在起作用（“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人类能够认识并改造自然；而人能胜天的关键在于法制（“人能胜乎天者，法也”）。刘禹锡指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职能与规律的不同，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既批判了封建统治者“天命论”的唯心主义说教，又突破了以往的唯物论者用自然规律解释社会现象的局限。不仅如此，刘禹锡又进一步探讨了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剖析了实行法制的三种情况：法制畅行，就有天下人公认的是与非，守法为善的必得奖赏，违法作恶者必受惩罚（“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法制小有松弛，就会是非混淆，得奖赏的不一定都是好人，受惩罚的不一定都是坏人（“法小弛，则是非驳。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法制完全废弛，就会是非颠倒，得奖赏的总是奸佞之人，而受处罚的总是正直的人（“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在刘禹锡看来，法制的实行与否，直接决定着国家的治乱；只有法制畅行，才能赢得政治的清明；否则，不仅会导致政治腐败，连人能胜天也将不复可能（“人之能胜天之具尽丧矣”）。值此，我们从刘禹锡的治国方略与法理言说中，分明感受到了他那清醒、深邃的理性思考和坚定、执著的政治情怀！
正是这种特有的理性与情怀，使刘禹锡虽身处逆境，却仍然坚持斗争，毫不妥协。“永贞革新”的主旨在“内抑宦官，外制藩镇”，使法制畅行，政治清明。革新运动虽然失败，但刘禹锡时刻不忘对这两股腐败势力的斗争。谪居朗州期间，刘禹锡创作出《聚蚊谣》、《百舌吟》、《秋莹行》、《飞鸢操》等一系列政治寓言诗，通过对这群丑类的形象勾画，对镇压“永贞革新”的权宦及随之上台的新贵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谪居连州期间，当朝廷削藩部队一举攻下蔡州时，远在岭南的刘禹锡闻讯后喜不自胜，欣然命笔，写出《平蔡州》诗三首，并亲自将诗写给下属宣讲，以庆贺和宣传削藩的胜利。其中第二首诗云：
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路旁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皆涕零。老人收泣前致辞：官军入城人不知。忽惊元和十二载，重现天宝承平时。
诗的前两句以雄鸡唱晓、鼓角音平写刚收复的蔡州城，极写一种“和平”的气氛，起笔可谓耐人寻味。三四句以“老人”作见证，写藩镇割据下百姓的悲惨境遇，与前两句恰成鲜明比照。五六句以“老人”的感觉，写官军雪夜奇袭蔡州城的神速，从而巧妙地引出后两句：一个“忽惊”，道出百姓过去的悲苦无望和今天的喜出望外；一个“重现”，蕴含诗人多少盛世追怀和复兴的希望！
正是这种特有的理性与情怀，使刘禹锡能够战胜时时袭来的孤寂，进入乐观旷达、奋发向上的精神境界。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同居洛阳，常有酬赠之作。开成二年，白居易于病中作《咏老赠梦得》，情绪消极、悲观。也在病中的刘禹锡便写了《酬乐天咏老见示》诗：
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
身瘦带频减，发稀帽自偏。
废书缘惜眼，多灸为随年。
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
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然。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诗的最后二句是全诗的高潮，也是人们所说的“诗眼”。诗人借日近黄昏却红霞满天的意象，表达了自己不畏衰老，更要老有所为的情感与愿望。全诗既洋溢着一位智者的达观和自信，也充满着一名斗士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
刘禹锡的法制理想在封建社会是无法真正实现的。但是，他的法理思想及为实现法制理想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以及这种斗争所铸就的他的精神品格，都是中国文学史和法律思想史上不可多得的财富，值得我们珍视与借鉴。（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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