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剑。”刘世南先生的一把“利剑”――《清诗流派史》是磨了十五年（1974－1994）的，而且已经“试”过了十多年（敏泽先生读其初稿并作序是在1992年）。1995年，这本力作在台湾文津出版社以繁体竖排印行，公开向学术界“试剑”，很快受到不少学者的盛赞。如白敦仁先生评“是书如大禹治水，分疆画野，流派分
可惜该书在台仅印行千册，而且书价昂贵（折合人民币约一百元），内地不易购买，影响了该书的广泛流传。近十年来，清诗研究的热潮不断升温，各种论著和论文相继问世。然而，能像《清诗流派史》这样厚重的论著尚属少见，在内地大力推荐该书是必要而又迫切的。值得欣慰的是，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简体横排出版了该书，这对内地古典文学的研究将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该书对清代二十二个诗歌流派及其中作家的思想和艺术特色一一进行了精到的分析，由此读者可以对清代诗歌发展变化有个全面细致的把握。该书除了对常为人知的神韵诗派、格调诗派、性灵诗派、肌理诗派等进行别出心裁的研究外，还对河朔诗派、岭南诗派、河朔诗派、饴山诗派、桐城诗派、高密诗派、常州诗派、汉魏诗派、中晚唐诗派等过去少有人或不曾有人过问的流派进行了细致的探讨，这些部分是该书明显的开拓性贡献。作者不仅没有像过去的一些文学史一样块块结构地介绍作家生平、思想、作品特点而罗列成史，而是注1意“时代要求、文学风尚及诗人主体的审美追求”三者紧密联系，力求追索诗歌发展的内部规律和递变，并不时表达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些都是作者着意追求的结果。他说：“我一向要求自己厚积薄发，著书必须有自己的见解。”并简略列举“《清诗流派史》的创见”四十条，以为“自我肺腑出，未尝只字篡”（《在学术殿堂外》13－14页）。其言其行都显示出作者独立的学术人格。这种独立精神不仅表现在其开拓性研究（像敏泽序及作者所举例子）上，还表现在作者不妄随人言，亦不为大家所笼罩上。作者往往敢于直言一己之见，作鞭辟入里的论析。如作者和钱钟书先生曾经来往书信，钱先生对作者多有称誉；然本书亦有不满其说而径直论辩的地方。比如，钱先生认为朱彝尊“于宋诗始终排挤，至老宗旨不变”，而作者认为朱氏早年所作《赠张山人》等诗确实完全不用宋人字、词、语，但是五十六岁之后，则受到王禹?、梅尧臣、王十朋、黄庭坚、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的影响，苏轼对其影响最大。作者各举一例为证，还说“用苏诗则自（《曝书亭诗集》）卷十一至二十二共有四十处之多”。由此作者认同洪亮吉、翁方纲等认为朱氏学宋的观点，而作者摆脱了古人直下断语而分析不透的缺点，将朱氏晚学宋人之事给坐实了。（详见该书167页）又如，关于诗界革命派与宋诗派的关系，曾有两种观点：李渔叔等人认为诗界革命派是专为反对宋诗派而出现的，而钱仲联先生等认为两派并非对立的诗派。作者则驳斥了第一种观点，又认真分析了两派在政治立场和艺术趣味上的同和异，从而说“完全否认这两派的分歧与差异，也是非历史主义的”。
作者视野宽阔，用功复勤，表达出独出心裁的学术观点，撰成大著，自然称得上学问家。但作者不专“为学问而学问”，撰成此书尚有其良苦用心。作者在其《在学术殿堂外》曾举《清诗流派史》的重点：一、通过吴兆骞说明专制高压会使人“失其天性”；二、通过谭嗣同说明民主意识的产生及其巨大意义；三、通释函可说明韧性战斗的重要。作者在其中推崇的精神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重要。王晓明在《思想与文学之间》中所表达的知识分子的忧虑，正在于这些精神在今天的缺失。在《清诗流派史》出版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编的“鸡鸣丛书”（王晓明《思想与文学之间》即为其中一种），意义是深远的。刘世南先生引杜甫《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更觉良工心独苦”并苏轼的解说“凡人用意深处，人罕能谕，此所以为独苦”。刘先生这种焦虑与“鸡鸣丛书”的作者们是不谋而合的。因为有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在行文中便不免充满或喜或忧的情感脉动。试看第二章第四节中有云：“函可遭到清代第一次文字狱的迫害，满腔义愤，喷薄而出，化为诗篇，是控诉，也是抗争，因而字字是血，句句是泪。读它们，你会感到阮大铖《咏怀堂集》的艺术性固然只能引起恶心，就是那班寄情风月、托兴江山的闲适之作也是渺小的。”“读着这样的血泪文字，我们会想起文天祥、史可法，他们真是民族的脊梁和灵魂！”作者将释函可单列一节与其他大诗人并列，不仅是将他推上诗史，更是要将他推上民族的精神史！
《清诗流派史》刘世南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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