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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研究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

2004-07-27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吴元梁 我有话说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今年年初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又将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学习内容,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来讨论社会

问题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关系,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和归宿。一个具体的科学研究过程既起始于问题的确定,又终结于问题的解决。随着新问题的产生和解决,科学研究又会进入新的过程。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正是社会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推动着哲学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15世纪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及后来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就是适应了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着的市民阶层及后来主要由这个阶层所形成的资产阶级的发展要求而出现的,它们对近代欧洲社会乃至世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华勒斯坦等指出:“当时,主权在‘民’正迅速地成为一项通则,社会变革似乎已是大势所趋。然而,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需求。”(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第10页)

19世纪,在西欧和美国,人们为了探寻历史规律,形成了历史学;为了解决商业经营和财政管理中的问题,形成了经济学;为了探寻制约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社会系统的种种规则,逐渐建立了社会学;为了探寻现代国家及其政治变化的规律,形成了政治学;随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入侵和征服,他们遇到了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即人类学。1945年以后,在美国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创新领域就是地区研究,这是因为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就需要了解全球不同地区的形势和问题,就需要这方面的专家。后来,前苏联、西欧及其他许多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研究计划,其主旨也是如此。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解决发达国家的经济复兴问题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发展问题,开辟了另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这就是现代化/发展理论的研究。地区研究和现代化/发展研究都需要多门传统学科集结在一起进行共同研究,这就导致社会科学领域中出现了“跨学科”和“多学科合作”的新的发展趋势。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实践需要,批判地考察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为了解决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总之,古今中外的哲学社会科学都是在发现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社会问题的提出、研究和解决是哲学社会科学得以存在的生命线,得以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回答当代社会问题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崇高使命,也是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由之路。

1、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人民正在为贯彻十六大精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奋斗。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这既是难得遇到的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巨大风险。如果处理得当,就能抓住战略机遇期,使经济社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所谓挑战和风险,就是指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已经遇到和将要遇到各种社会问题,如能源资源的约束、生态环境、“三农问题”、地区差距拉大、收入差距拉大、就业不充分、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增长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不平衡等问题。因此,研究、回答和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是党和人民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厚望和期盼,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必然要求。

2、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在当前社会分工中的角色使命。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以往经典本本中没有现成的结论,也不能简单地搬用别国的模式,因此它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党需要集中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界在内的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来进行观念上、理论上、技术上、制度上的开拓创新,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事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队伍成为党和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库。这就逐渐形成了政治决策和学术研究、政治家和学问家之间分工合作、理解尊重的良性互动的新关系、新机制、新体制,形成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事业在社会分工中的新角色。这种新分工、新机制,既增加了党和政府进行政治决策时的选择空间,也在实际上为哲学社会科学界扩大了研究空间,是一种既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又有利于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好机制。应该说,这种新机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界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界的责任不是更轻了而是更重了。

3、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学术建设的要求。

胡锦涛指出,紧密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创新,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哲学社会科学界要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显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只有回答当代中国的实践问题,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说,国外研究和历史研究都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国外研究所提供的是外国的经验和理论,历史研究所提供的是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它们对于我国当前的学术发展来说只是流而不是源,对于我国现实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来说只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我们只有研究和回答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宗教问题、军事问题、人口问题、发展问题,才能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宗教学、军事学、人口学、社会学等等。哲学具有抽象性、普遍性、反思性的特点,但仍然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我们只有在捕捉和回答时代性课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认识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原理。

研究社会问题,要讲究科学方法。下面简述几点:

1、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准确地把握问题。

在开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只是作出一般的了解,甚至只有一种感性的直观的了解。这时候,人们对自己提出和发现的问题,实际上只处在认识的开始阶段。依靠这种认识马上去解决问题,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时候根本不可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对问题进行定性分析,就是通过对形成问题的条件、原因,构成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确定问题的性质。其次,还要确定问题的数量、范围、规模,这就要对问题进行定量分析。通过定量分析,我们可以达到对问题的更准确地把握。

2、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继承、借鉴与开拓创新的结合。

发现问题、把握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解决本国问题时简单地照抄照搬别国的理论和模式是不会成功的。这就要求我们围绕当前问题的解决,有分析有批判地从前人、外人的理论和方法中继承或借鉴有价值的部分,并将它们同当前问题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解决的理论、方法和方案。离开了一定问题的解决,继承也好,借鉴也好,就失去了目的性;离开了一定问题的解决,开拓创新也不能落到实处。我们并不是为继承而继承、为借鉴而借鉴、为创新而创新,而是为着解决一定的问题,去继承、借鉴,去开拓创新的,因此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就是实现继承、借鉴和开拓创新相结合的过程。

3、在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中检验和发展理论。

形成了、建立了、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和方案,并不等于问题已经解决。这好比我们学习、掌握了一定的数学理论和公式,但是数学题的答案还得经过解题的实践才能找到;同样,我们也只有经过各种形式的实践,才能真正解决被我们发现和提出的问题。实践地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先前获得的理论、方法和方案的运用过程、实施过程,同时也是对先前获得的理论、方法和方案的检验和发展的过程。

应该看到,由于党和政府不断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不断从政策、体制、投入、舆论等方面创造和改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条件,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事业遇上了繁荣和发展的新机遇。让我们抓住机遇,关注当今时代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不辱使命,刻苦钻研,开拓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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