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披露了福建教育学院学报中教版副主编张国銮大量非法出版学术刊物，从中牟取暴利的事实，此人假冒许多教育类刊物的名义，为欲评职称的福建各地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有偿发表文章，从中获取大量非法所得。这些事实表明，张氏不仅违背了新闻出版部门的有关行政规定，严重侵犯了上述刊物的合法权益，而且涉嫌经
收费发表所谓“论文”，张国銮并非始作俑者，现在相当多的报纸、刊物发表大量的收取所谓版面费的文章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还有不少人从出版社买书号然后收费刊布那些苦于想发文章而无门路的人（主要是大中专、中小学教师）的所谓论文。在中国，论文的形象真是被糟蹋到了不堪的地步。
不过，由此还应反思目前教育界的职称评定和对学术研究以及论文成果的流行观念及其怪诞做法。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从名牌大学到一般高校、乃至中小学和幼儿园，都莫名其妙地兴起所谓的科研热潮，颇有“全民搞学术”的架势。这种盲动式的狂躁现象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如果说北大、清华等以创造“世界一流大学”、“世界知名大学”等口号为目标的名牌大学抓科研、搞学术乃名正言顺、义不容辞的话，那么不用说数量庞大的专科、中专类学校，即便是绝大多数本科类院校也不具备做学术研究的条件。比如，这些本科院校往往本身就缺乏学术传统，没有学术研究的氛围，也缺乏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如实验设备、图书文献等）；而且，随着近年高校大规模的扩招，越是条件一般的高校似乎越热衷于扩大数量，追求所谓的规模效益（因为招生越多，国家的财政拨款就越可观），在这种情况下，原本数量有限的教师连应付正常的教学尚成问题，那么又哪里有时间、有心思，怎么可能搞所谓的科研呢？
本来，在像美国这样的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大学的布局与定位是非常明确的：研究型大学（如哈佛大学、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的主要使命是从事学术前沿研究，因而这些研究型的大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除了教书育人外，主要是致力于创新性的学术研究。就数量而言，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在美国也不过一二百所。其余的绝大多数大学属于教学类大学，教师以教学为主，而科研并不被人看重，因为对他们来讲，能够把学术前沿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成果就是其本职工作。这样一来，研究类大学的教师往往兢兢业业于科研，教学类大学的教师一心一意于教学，两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可是，在中国，现在的近两千多所大学几乎不约而同地都强调所谓的科研，许多大学好大喜功，一窝蜂式地赶时髦，搞所谓的“研究型大学”，但结果又如何呢？以大学系统主办的学报等刊物为例，尽管有1000多种，数量庞大，但其总体质量几乎无可称道（最近教育部搞“名刊工程”，评来评去，仅选了11种，占1%还不到）。按照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大概连30所研究型大学也找不出来。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这些年高校的论文漫天飞，但学术质量却严重滑坡，甚至出现了抄袭剽窃等现象。至于中小学教师和幼儿园阿姨搞科研、写论文，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有条件、有天赋的某些中小学老师和幼儿园阿姨可以写写教学体会和经验总结，但这与学术研究和学术论文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因此，应该正本清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学术研究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搞的，学术论文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写的；经济上搞“大跃进”，我们已经吃尽了苦头，教育上搞“大跃进”、学术上搞“大跃进”，也同样注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这同样违背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教育发展规律和学术研究规律。不然的话，像福建永春县的中小学教师那样“在当地掀起了一股花钱发表论文的热潮”的怪诞现象，还将在中华大地上蔓延，张国銮们仍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难道不正是我们目前不得不面对的尴尬而真实的现实的写照吗？还是让学术回归学术，让教师回归教学，各就其位，各司其职，该搞好教学的必须把教学搞好，该搞好科研的必须把科研搞好，这才是中国教育的福音、中国学术的希望。（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