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价不公，除了体制等因素造成的以数量代替质量、缺乏有效的批评监督之外，还有两个误区应当引起关注。
第一个误区，科研评价可以制定出明确的量化指标，可以评出水平高下。
实际上，这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首先，科研本质上是一项极少数人改变绝大多数人
其次，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是惟一的，不能批量生产，因而相互间不具可比性。科研就如艺术品，每一项都是“蒙娜丽莎”，它们是独特的，缺乏共同性。同是历史学，研究中国史与研究世界史，如何比较？都是中国史，明清史与秦汉史又如何比较？即使相同的课题，也必然会因人因时因地以及因其他条件而异。科研的创新性与惟一性，决定了其标准的抽象性与模糊性，决定了我们评价时无法进行量化。就以某“社科成果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类成果的科学性评估”为例，其共有“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概念使用的科学性”、“论据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五项指标，每项又分为21个分值段，每段1分，并在21、16、11、6、1各分值段上标出“极好”、“较好”、“一般”、“较差”、“极差”五个等级，评委可以在21分到1分范围内给被评成果打分。这些量化指标看上去十分精确，但在实践中，什么是“极好”，什么是“较好”，某成果为什么要打21分而不是20分或19分、18分等等，很难把握。打分时必然包含主观性，甚至完全“跟着感觉走”。
在缺乏明确评价指标的情况下，非要将科研成果甚至学人评出个你高我低，非常危险。这当中，往往掺杂着比关系，比帮派，为不正之风与学术腐败开了方便之门。但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管理部门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他们特别热衷于立指标、搞评价，给学人及成果排先后。令人不解的是，有客观评比指标可循的各种工农业产品的“国优”、“部优”评比都停止了，而标准模糊不清的学术成果反而要大评特评！
第二个误区，假如我们不搞学术评比，不拉开档次，就无法促进学术发展。
这又是一个认识上的偏差。就学界实际来看，特别优秀者和特别差劲者都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都属于平常之人，水平差不多。对于那些确实得到学界公认的有重大突破性的成果，当然应予以特殊奖励。即使有异议，也涉及面很小；如果确实名不副实，也容易得到纠正。但对于那些水平和工作努力程度差不多的平常之人，就没有必要拉大距离，分出档次。若是强行将这些人拉开档次，评出高低，由于缺乏明确的指标，越评越会出问题，其后果必然是人为增加矛盾，自找麻烦。不仅不能促进学术发展，反而会因“窝里斗”影响科研工作。所以，在不得不进行级别划分（比如评职称）时，作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方式，在绝大多数人中实行类似公务员晋升的“年资制”，或许更符合实际。这样做的优点是，标准比较明确，易于操作，减少了不必要的矛盾。其中如有脱颖而出者，则特殊安排―――特殊人才超常拔擢，平常之人论资排辈，既鼓励了人才脱颖而出，又稳定了科研队伍。
至于所谓“几年不发表文章”的学人，也不要急于先下什么结论。实践表明，搞研究的学人，只要按照基本规范踏踏实实认真去做，多少都会有所成就。而由于个人情况不一样，研究的项目有难易，必然会有少年得志的，也有大器晚成的；有人年年出成果，有人十年磨一剑；有人成果生前未被学界认可，过世之后才获殊荣；有人甚至一辈子不出成果，或是出了错误的“成果”……这在科研领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因为科研就是探索，是探索就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可能按照既定方针得到事先设计好的结果，也可能是其他的结果，甚至一无所获。即使没有成就，或失败了，也有经验可以吸取。这样的学人，也应当受到起码的尊重。
正是由于以上两个似是而非的理念上的误导，学界才很有“理由”不断推出新的评比项目，不断制定新的评比指标，以为只要规定得严密，程序公正，严格执法，就可以达到“科学”、“客观”、“公正”。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随着有关规定的不断出台，新的评比项目不断设立，评比指标不断细化，不公正非但没有被遏制住，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批评是学术的生命，尤其人文社会科学，只有在充分的批评中才能体现其价值，才有可能得到较为公正的评价。而学术评比，不能作为刺激学术发展的兴奋剂。因此，我们要在学术批评方面多做加法，学术评比方面多做减法，多批评，少评比，尽可能地评而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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