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育的变革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这不仅仅是因为传统文化思想与教育模式在近代的转换极为艰难，更重要的是近代新式教育发展的现实经济基础极为薄弱。而近代商人的崛起以及他们对新式教育的介入，则给中国近代教育的变革带来了新的思路、新的视野和新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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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商人对时代的这种感悟，也成为他们自身不断追求知识结构更新的动力之源。自觉追求新知，提高文化素养是近代商人成功的要素之一。短短数十年，从身无分文的钱庄学徒到创千万元基业的近代实业巨头荣德生，他的成功与善于学习而又精于在商业实践中领悟其中真谛的品质密切相关。他曾苦心钻研西方经济学说，研究西方新式机器设备。他还潜研过法律，为自己的企业活动减少了许多阻碍。船王卢作孚靠着坚忍不拔的毅力，走过一条艰辛的自学之路，奠定了他坚实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基础。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在每一位成功的商人身上都有共同的体现。东方图书馆于1928、1929年作过一项调查统计，商人阅览人数在1928年时仅次于学界居第二位，可是到了1929年商界阅览人数居然跃居第一位。毋庸置疑，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生存、图发展，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管理方法，以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要求和市场竞争机制。这也正是先进的科技知识赖以生长的近代教育倍受商人青睐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代商人比较普遍地匡助家乡教育事业的现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伦理观念的影响。对出身贫穷的商人阶层来说，尽管并未读过多少儒家经典，但社会流传下来的、世俗化的儒家伦理观念却根植于他们的精神血脉之中。不可否认，商人捐资教育也有“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等因素的影响，但这种思想动机却很难滋生出高层次或高境界的人格。从近代商人捐资助教的实际看，他们很多人的思想动机都超越了“显亲扬名”这一层面。在内忧外患的近代社会形势下，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必须依靠民间的力量，这是当时人们的一种普遍认识。那么，如何调动人们办学的积极性，养成人们普遍关怀教育的胸怀？综合当时人们的言论，大体有两方面的设想：一是呼吁给予奖励，二是开启民智。与有识之士的倡导相呼应，教育也受到了清政府政策层面上的重视。清朝末年私人捐资兴学获嘉奖、匾额的事例层出不穷。鼓励民间办学，以人民之力奠定中国近代教育基石，这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方略。
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才观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而人才观的实质就是教育的培养目标。孔子提出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贤才”，荀子主张培养“大儒”、“雅儒”。两千年来，这些贤才、大儒、雅儒的称谓虽有所变化，但其标准却几乎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具有治理人民的本领，人才与统治能力、人才与治才几乎成为同义语。近代以降，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传统的人才观渐次发生变化。近代商人立足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以富强救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为最高目的，倡言兴人才的重要。近代商人对人才的呼唤，清楚地昭示出一种极其严峻的社会现实，包孕了人才观念的重大变革。尤其重要的是它突破了传统人才观念的束缚，把培养适合近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提到议事日程。通观近代商人对人才的论述，其实质是指专才，即是掌握专业技术的人才。近代商人之所以提倡专才，是因为他们深刻体会到科学技术对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可以说这是一股更为强劲的对传统人才观的现实冲击力。近代商人不仅仅停留于对一专一技之才的渴求和呼唤，而且放远眼光，直指人才的高远目标：创新人才。
近代商人的人才观念是一种新型的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才观念。中国古代教育最为理想的目标是培养出“内圣外王”的人才。教育的最高培养目标―――君子，君子是不能落于一技一艺的，他首先必须是一通儒，而不是一专才。在这一教育目标下，人才的标准同时还必须具有治理人民的本领。人才结构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近代中国商人的人才观念正是在这些方面相异于传统的人才观念。近代商人立足于中国社会实际，强调人才必须能够为社会现实服务，突出“实”与“用”这一评价人才的标准，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结构，但近代商人要求的“专才”又非古代只具熟练技艺的匠人可比，是学艺融为一体具有创新精神的近代实用人才。
在对教育功能的认识上，近代商人立足于经济领域，在“尚富强”观念的指导下，积极鼓吹教育救亡这一政治使命；同时又突出强调教育与经济的互动关联。郑观应是买办商人的突出代表，也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出中学而涉足西学，由书斋而投身市场。商人的务实与知识分子的求变双重特性集于一身，“富国强民”构成他思想的主旋律。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民族工商业才获得发展的契机。民族资本家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其思想认识水平也有显著提升。他们深刻认识到，实现工业化是国家走向独立富强的必经之路，而教育现代化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说此前绅商们对国家富强的认识还是朦胧的，那么到了此时，国家富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目标―――工业化突兀显现在人们面前，并成为第二代民族资本家为之奋斗的目标。
三近代商人捐资兴学的方式有多种，以资金投入的主体来划分，则有个人投资，有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而进行的教育投资等。近代商人以不同的方式，给近代教育的发展注入了资金，也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深深地寄托于此。个人投资分为个人捐资办学和个人捐资助学两类。前者指捐资者基本承担了学校的大部分费用；后者则指捐助一部分资金或用于学校教育设施的筹建，或用于维持学校正常工作的运转，或资助不能入学的贫寒子弟入学读书等。近代许多商人都有过资助学校或学生的义举。义庄是以血缘为纽带投资教育的一个范例。义庄是以义田为主体，以赡养贫困族人为宗旨的宗族共同体。进入近代，这种以赡族之贫为特征的义庄在富庶的江南地区非常兴盛，而更为重要的是被赋予了时代的内涵，大多转变为以义学为主、义田为辅。一些义庄创办者深切感受到时代发展的需要，认识到与其以义田养成子弟的依赖性，不如设义学使其子弟读书明理，各自谋生。他们这种对子弟教育不遗余力的奖掖，可以说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时代价值观念的驱动，凸显出教育的价值，也展示了由“养”为主到“养、教并重”的义庄发展的新趋向。家族联系以血缘为纽带，乡亲关系以地缘为基础。中国近代商人出外谋生第一相信亲属，第二相信同乡。在近代一些通商大埠中，他们都以同乡关系结成“帮”，如“宁波帮”、“广东帮”等。同乡之间抱成一团，尽可能互相提携、互相帮助。他们在经济领域也靠“帮”的力量去应付瞬息万变的商品市场，去稳固、扩展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同时，他们十分注重提高本帮子弟的素养，大力兴办学校，有的还以个人或集体名义设立奖学金等帮助本帮子弟。如果说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教育投资源于传统宗法观念的影响，那么以行业（或企业）为主的教育投资即以业缘为纽带的投资，则更多地体现出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近代商人所办学校在管理体制上大多实行的是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是学校最高的管理机构，它通常由社会上有名望或学术上有造诣的学界、商界、政界三方人士组成。其功能有二：一是从学校的外部环境来说，校董会成员要以其比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社会声望为学校生存和发展赢得比较好的社会空间，或为学校筹集经费提供有力的保证；二是从学校内部具体运作来说，董事会的职责是选聘校长、监督学校资金的使用，学校的发展规划、培养宗旨等重大事务也要由其参与商讨决定，当然，一旦议决，董事会一般不得干涉校长的管理。校长对学校行政全权负责。因此校长的选聘是学校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一环。近代商人所办学校遴选校长具有严格的要求：首先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一般来说校长要受过比较高深的教育，有相当的理论素养。其次要具有高尚的人格风范和积极进步的人生追求。再次要有一定教育管理经验，忠于教育事业，敬业乐业。近代商人办学还注重校风的建设，突出表现为两大特点：一是无不把培养学生的爱国心放在首位，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二是提倡“勤俭”、“诚信”的学风，反映出厚重的文化积淀。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人才是学校质量的最好说明。近代商人兴办的一些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人才，影响深远，声誉广布。如杭州安定中学，毕业学生遍布全国，有献身于革命的，有致力于科学、文学、历史、教育、艺术、工农业等各领域的，其中卓有成就者如辛亥革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尹民、文学家沈雁冰、历史学家范文澜、水利学家何之泰、名画家华君武、体育运动家王禾等。当今蜚声海外的企业家包玉刚、邵逸夫、包从兴、叶谋遵等则毕业于叶澄衷于光绪32年（1906年）在家乡创办的中兴学堂（澄衷学校）。著名学者、教授如竺可桢、胡适、卢于道、陈虞荪、丰子恺、王玉润、袁枚子、周扬等也都是澄衷学校的校友。胡适在回忆自己的学生生活时说：“我在澄衷只住了一年半，但英文和算学的基础都是在这里打下的”，并在这里接受了一些新思想。又如经济学家孙冶方、物理学家钱伟长、“在烈火中永生的红岩烈士”许晓轩、新四军太湖游击队司令员薛永辉等，早年则都是荣德生创办的无锡公益工商中学的学生。可见，近代商人兴学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批批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材。
由此而言，近代商人参与教育变革确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一道亮丽的景观，它感染着时人，也启迪着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