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老子》开篇中的至理名言。然而，富有幽默感的人总会如此诘问老子：既然“道”不可道，那你何不就此打住，而要说三道四，洋洋洒洒写下“五千言”呢？这确实是《老子》本身的一个悖论。
寻绎《老子》的思路，它所谓不可言说的“道”，既指万物之宗，又是根本规
其实，不独老子以及用“道”命名的“道家”好坐而论“道”，诸子百家都善言“道”。如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韩非子・解老》亦云：“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以稽也。”当然，不同领域有不同的“道”，分门别类，各行其道，如“天道”、“地道”、“人道”、“君子之道”、“先王之道”和“夫子之道”。而且，就哲学意义上的“道”而言，诸子百家的思想意味也并不尽同。此外，对诸子津津乐道的“道”，后人也每有不同的理解。如钱钟书《管锥篇》认为“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比之西方哲学的Lo－gos，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则认为“道的本质是艺术精神”，史华兹《中国古代思想世界》将其理解为“包含一切的秩序”、“终极存在”，刘殿爵说：“‘道’似乎含括了宇宙与人生的全部真理，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被以有道或无道论之。道是颇有情感色彩的哲学术语，极为接近西方哲学与宗教著作中的truth（真理）。”葛瑞汉则不把“道”等同于西方的终极存在或真理，而是认为：“如果我们自己倾向于把它想成终极存在，那是因为我们的哲学中不乏对有、实在和真理的诉求，但对于中国人而言，问题总是在于，道在何方？”此外，西方汉学亦善用“道路”的隐喻来解读“道”，如芬加雷特的《孔子：神圣即凡俗》便是如此。虽然以上诸说都各有道理，但我以为，先贤所说的“道”虽则时有“本体性”或“实体性”的意味，但大体上讲，它主要指宇宙人伦的规律性、合理性、合法性与正当性。事实上，公道、道义与道德等问题一直是诸子及后世文人学子探索与争鸣的核心论题，尽管他们分属不同的思想流派，但都以探寻“道”为职志，均可称为“求道派”。孔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都昭示出士人即知识分子那种对“道”的诉求、担负与传承的殉道精神，那种对社会良心、价值守护人和现实批判者的角色认同与身份自觉。当然，历史上“道”的意蕴会见仁见智，与时俱变，并非像董仲舒所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但知识分子那种对真理的执著、对道义的承担和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始终是薪火相传、一脉相承的。
然而，曾几何时，到了今日，一方面，由于专业化与职业化的极端发展，知识分子在狭小的知识领域故步自封，画地为牢，越来越难以瞥见具有总体性、根本性和方向性的大道，洞悉含盖宇宙、社会与人生的总的规律和法则；另一方面，因为功利主义的恶性膨胀，使我们日渐丧失探求真理的热忱，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攻占了一个个物质目标的同时，又差不多主动放弃了本属于自己的精神制高点。《庄子・天下篇》曰：“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美，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郭庆藩《庄子集释》疏云：“裂，分离也。儒墨名法，百家驰骛，各私所见，咸率己情，道术纷纭，更相倍谲，遂使苍生措心无所，分离物性，实此之由也。”这是讲，由于诸子百家的纷纭并争，各据一偏，道术已然分解。可是，尽管如此，诸子们还都在试图从某一特定的视域去洞识完整的大道，去整体把握宇宙人生的真谛，今日我们却少有这样的冲动与豪情。同书《大宗师》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关于此句，郭庆藩解读为：“造，诣也。鱼之所诣者，适性莫过深水；人之所至者，得意莫过道术。虽复情智不一，而相与皆然。”这是说，鱼游于江湖悠哉游哉忘了水的存在，如人逍遥自适于“道”而又浑然不知“道”的指引。忘了“道”的指引不等于“道”不在指引，但如今我们却真的有点“找不着北”的感觉了。三十余年前，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说：“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已经快要失明了。我们要使这双眼睛光亮起来，照着大家走路。”此言甚是。路在脚下，可“道”在何方？我们不能老是“跟着感觉走”，不能总是昏昏然不知“道”。“道”可道，而且应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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