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
伟大的实践，呼唤并产生伟大的理论。八十多年来，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三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在三大理论成果中，邓小平理论居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特殊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的倡导者。他身体力行，亲自指导和带领全党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科学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既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指导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并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外交工作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才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缔造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在新中国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1956年，毛泽东同志把中国“取得革命的胜利”归结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成功地实现了结合，并进而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当然伟大而不易，但要进而把她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则更艰难、更伟大。毛泽东同志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而指导和带领全党实现“第二次结合”的重任，却历史地落在了邓小平同志的肩上。
邓小平同志既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传奇般的革命经历、丰富的实践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崇高的政治声望，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毛泽东思想和功业的继承人与发扬光大者。在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取得了认识上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推进到新境界。邓小平理论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思想旗帜。
继邓小平同志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20世纪90年代和世纪之交国际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与演进，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总结概括新的实践经验，探索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创新的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任务，但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依据我们党和人民的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三大理论成果中，既包含着实践上的历史联系，又包含着思想脉络上的内在逻辑联系，是体现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前进趋势的统一的科学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看，三大理论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它们都以中国工人阶级的立场作为根本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前提，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作为现实根据，并且是以其前者的思想范式和原理原则，来指导和规范后者的探索、产生与形成，而后者则又以前者为起点、以实践为基础，实现了对前者的继承、深化、发展和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像“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就会变形走样。其中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之中，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并处于居间的枢纽地位。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需要通过邓小平理论来贯通、解读和整合。尊重和珍视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这种独特的历史地位，才能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完整准确地领会其精神实质，掌握其思想精髓，从而自觉地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形成新认识，解决新问题，夺取新胜利。
邓小平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适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需要，应运而生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主题，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重要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主题是结合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探索和解决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用革命手段改造旧中国，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取代反动政权，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剥削制度。
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中，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其主题，是结合中国国情和具体实践，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探索和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邓小平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杰出贡献，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并以体制改革作为社会发展动力，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加快发展生产力，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邓小平同志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并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和社会全面进步。这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通过体制改革，使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的最具标志性的创新和突破。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叫“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上书，第63页），就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就表明中国社会主义是其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在统一。邓小平理论根据中国实际所阐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新形态。它包含一系列重要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新观点、新思想和新论断，如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理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努力运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伟大构想等等，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认为，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是由中国原有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情决定的、在发展水平上不发达和不成熟的，甚至可以说是“事实上不够格”（同上书，第225页）的社会主义。所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能从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起步。根据中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的总体不发达的状况，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邓小平理论把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体制，规定为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相应地，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并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经济改革中，邓小平理论既主张放开、搞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同时，它又多次强调要“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同上书，第142页）这样，既鲜明地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性和坚定性；又体现了它对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包容性和整合性。
按照邓小平理论的战略思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既要对内充分利用证券、股市、期货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等经济手段，来搞活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对外还要尽可能地多引进一点国外的资金、资源、人才和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同上书，第373页）
在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巩固与发展，并运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主导作用，以坚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的质的规定性；与此同时，又要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努力把一切可能的中性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包含和整合进社会主义的制度和体制的框架之中为我所用，也可以利用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样，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结构中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就发挥着支配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上的这种包容性和整合性，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需要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共同奋斗。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同上书，第379－380页）这就是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项长久性的主题。对它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思想，成于邓小平理论，发展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且还要一代代延续和发展下去。这中间，邓小平理论当之无愧地赢得了开创这条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光荣。邓小平同志奠基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永远不朽的历史丰碑。
邓小平理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自从1943年共产国际在完成了历史使命而自行解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改变了自己活动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自此，各国社会主义事业也就完全由本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团结和领导本国人民去不断探索、争取本国革命的进展和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也据此制定了同各国兄弟共产党、工人阶级政党发展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四条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国际工人阶级团结奋斗方式的这种改变，是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在政治上趋于成熟的表现和必然要求。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方针，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决不当头，不引火烧身。在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的同时，既不允许别人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中国也决不干预别国内政。邓小平同志说过，“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我们要“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同上书，第320、321页）。也就是要集中精力实行改革开放，搞好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邓小平理论及其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国际意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邓小平理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就与日俱增。
第一，当今中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正在向现代化迈进，并开始真正富强起来，这使中国正在产生示范效应，从而使邓小平理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
众所周知，世界资本主义如果从十四世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和十六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即使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也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当然，它在给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特别是给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带来种种苦难和浩劫的同时，也开创了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促进了人类社会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在其数百年间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只是造就了为数不多的极少数富裕和强盛的国家。在当今世界的190多的国家中，其现代化发展得比较充分、物质生活比较富裕的只有22个（参见《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142页），而且其核心仅是西方“七国集团”。其余的绝大多数国家，至今仍然位居发展中国家之列。资本主义带给我们世界的，并不是遍地鲜花，而是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南北差距不断拉大、世界战乱频繁。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统治体系内，看不到发展和富强的真正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这个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在又有近13亿人口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能够按照邓小平理论所确定的发展道路和战略步骤，通过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就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比较快地富强起来。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示范作用、对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鼓舞作用、对人类进步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自明、难以估量的。邓小平理论由此享有的世界历史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和成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间发生的奇迹，是邓小平理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人类社会在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苏联在20－30年代的兴起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衰亡。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曾经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74年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苏共败亡给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政治上的冲击，也是极其严重的。然而，就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此步入低潮的时候，却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奇迹。在由邓小平理论指导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神奇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中国经济由此连续获得了20多年的持续、高速和健康的发展。社会主义中国欣欣向荣、兴旺发达，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
在苏联解体的前两年，即1989年，邓小平同志就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全局上看到了中国改革和建设成功的国际意义。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他强调，“只要中国不垮”、“旗帜不倒”，“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321页）。我们应当站在这种政治高度，来看待邓小平理论和它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第三，邓小平理论客观而清醒地认识和对待当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既看到它们之间存在本质对立和较量的一面，又看到它们可能长期共存和合作的另一面。这种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战略估计，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持久而成功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发生前后，邓小平同志冷静观察国际态势。他一方面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坚信社会主义在苏东“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之后，能够使坏事变好事，“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他针对西方反共政客们当时得意忘形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诋毁和攻击，教导我们说：“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同上书，第382－383页）另一方面，他认为，社会主义必然会完全代替资本主义，但要“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而且“道路是曲折的”（同上），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同上书，第105页）“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同上书，第282页）这表明，对于当代世界各国人民来说，当务之急，不是急于准备和致力于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革命，而是团结起来，求和平、谋发展、促进步。故而，他强调要从调整和改变当今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着手。他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同上）显然，这指的是和平共处、南北国家共谋发展的国际新秩序。应该说，这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最有利于维护、巩固和发展已有的社会主义阵地和成果的政治谋略，也是最有利于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总结经验，积蓄力量，团结人民，以切实有效的具体努力，去实际地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长远发展的政治谋略。
总之，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即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上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下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前进中所占有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是深远的。（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