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独尊”原因新探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儒学为什么在先秦诸子之学中脱颖而出成为雄霸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可谓见仁见智，很不一致。李春青在《儒学“独尊”之原因新探》（刊于《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这一问题可以言说的空间仍然很大，过去至
儒家文化中的人权思想何以被忽视
李世安在《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儒家文化中的人权思想》（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含有丰富的人权思想成分，但儒家的人权思想长期被忽视，而西方的人权思想反而在中国广为流传。究其原因，主要是中西两种文化的不同特点所致。西方人权思想是功利型人权，强调自然法，鼓吹天赋人权，号召人们通过斗争来争取人权，具有实践性与主动性，易为人们接受；而儒家人权思想是一种伦理型人权，强调伦理，试图通过道德力量或统治阶级的恩赐来获得权利，带有空想性和被动性，较难为人们认同。西方人权主张法制；儒家人权强调德治。西方人权思想是在反封建“神权”的斗争中作为一种思想武器而产生的；而儒家人权思想没有西方那种明确的人权口号,也从来没有成为农民起义和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虽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封建文化，精华与糟粕杂存，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受到空前批判。而对儒家文化的这种批判，又妨碍了人们对儒家人权思想的研究。
历史上“断指”现象探源“断指”现象是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一种自残行为，在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纷繁复杂的社会原因。赵克生在《历史上“断指”现象探源》（刊于《中州学刊》2004年第4期）一文中对历史上的“断指”自残现象进行归类分析后指出，“断指”现象主要有断指避役、断指报孝、断指守节、断指示信四种类型。此外，还有断指泄愤、断指讨债等现象，但不普遍，也不具备模式化意义。
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
王庆成在《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刊于《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一文中，利用华北数十州县的方志对晚清时期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做了研究，对美国学者施坚雅关于中国乡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提出了质疑。文章认为，华北各州县集市数量参差不一，甚至差距很大，集市数与州县人口数、村庄数及土地面积的关系也没有一定的比率；而集市圈（即集市与赶集村庄的空间构成）所包含的村庄多至近百村，少则二三村甚至一村。
清末民初的江浙士绅与方志
陈蕴茜、曲兵在《论清末民初士绅与江浙地方志的变化》（刊于《江海学刊》2004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随着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江浙士绅开始转型，出现了新旧兼学的新型士绅，其知识结构、思维视野及价值观念均发生很大变化。在地方志的编纂上，新型士绅不但成为主导力量，而且在编纂理论、体例门类、编纂方式和方志内容上都有新的变化，乡镇志也再度兴盛。江浙士绅与地方志的这种互动关系清晰地折射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中复杂而丰富的面貌。
清末东北宪政改革的特点
徐建平在《论清末东北宪政改革的特点》（刊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以实施宪政为中心的政治改革是清末东北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具体表现在：一是通过官制改革调整了地方行政机构，加强了地方公署对边疆的控制，为东北实施宪政铺平了道路；二是把司法独立作为实施宪政的关键，完善了近代地方司法体系；三是以地方自治为实施宪政的后盾，扩大了谘议局参政的深度与广度，并充分利用谘议局与商会的特殊关系，使公署、谘议局、商会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使东北宪政得以顺利进行。
一九五八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没有告知苏联
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方面是否曾与苏联协商或在事前是否通知苏方，是现代中苏关系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又涉及到对当时中苏同盟关系状况的判断以及对后来中苏分裂原因的探寻，因而就格外引人关注。沈志华在《一九五八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兼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一文中，利用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及当事人的回忆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文章指出，中方在炮击金门前的确没有与苏方进行协商，事前也没有通报。然而，毛泽东却有意要给外界造成中方的这一军事行动是中苏协商的结果这样一种印象，因而在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后不久便下令炮击金门，并坚持赫鲁晓夫必须公开回国且要发表中苏会谈公报。这就使美国认为中方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很可能是中苏共同采取的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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