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海南）日前以“经济转轨与社会公平”为主题，在京举办改革形势分析会。宋晓梧、迟福林、陈淮、李强、常修泽、孙立平、韩俊、赵晓等二十余位来自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建设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等机构的知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就“经济转轨与社会公平”问题进行了讨论
要高度关注由于社会矛盾而导致的不可持续发展问题
宋晓梧（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在我国经济发展和转轨过程中，社会公平问题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就开始议论了。那时，有一种观点是“只要蛋糕做大什么都好办”。在整个社会物质贫乏的时候，大家都急于增加物质财富，在那个阶段应该说还多少有点道理。但是近些年来，也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GDP持续高速增长，蛋糕越做越大，蛋糕的分配却越来越不公平。这就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社会公平问题。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了我们现在存在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的突出问题。我认为，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可持续发展就成问题。现在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分析中国的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约束，但可持续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自然资源问题，由于社会矛盾而导致的不可持续发展问题更应引起关注。
自觉地推进政府转型，加快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迟福林（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社会公平、社会发展，要考虑经济转轨这个大背景。在推进经济转轨的进程当中，要找出给多数人带来社会公平的办法。要找到多数人能够有益处、不断分享改革成果的一条路子，真正建立一个既有效率、又能实现社会公平的好的市场经济。我国进行了25年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的各级政府还带有一定的经济建设型政府的特征，片面追求GDP指标和经济增长，忽略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公平问题。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广大百姓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广大百姓越来越期望建设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在这个特定的大背景下，需要对政府的职能和责任重新定位。自觉地推进政府转型，加快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将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全局产生重大影响。
社会公正应成为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丁元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社会政策的目标就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各个部门用经济政策来替代社会政策，因为他们理解的社会政策就是投资，解决社会问题就是制定投资政策，然后各个部门分钱，并为分钱而打架，吃亏的还是老百姓。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观―――“社会正义”及其体现是：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公正、正义是任何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准则。如果说利润最大化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社会正义和公正则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公益性特征，决定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更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行政干预以及社会的积极参与。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观是社会正义、公正 公平 ，这应该成为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并且贯穿整个公共政策的始终。
并非基尼系数大就会引发社会问题
葛延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去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调查祖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53或0.54左右。仅从数字上看，收入差距确实已经非常大。但我想说的是，并非基尼系数大就一定会出问题。前一段我去香港，了解了香港的收入差距情况。最近几年，香港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大概也在0.52 0.53左右，再分配调整之后还在0.42、0.43左右。大陆这么大的面积超过0.5，香港也超过0.5，按说香港应该早出问题了，但是没有。我们分析，之所以这么大的收入差距没出问题，主要是解决好了两端的问题。一是保证所有的下端的社会成员都有一个体面的生活，通过一般性的经济综合援助，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等保障制度，所有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都没有问题，甚至都比较体面。这就大大缓解了因贫困可能出现的很多社会矛盾。二是让富人为社会可接受。其中主要是解决了两个问题，其一，富人的财富获得方式让老百姓可接受，也就是通过规范市场，让富人通过合法手段致富；其二，让富人挣钱后的行为可接受。在香港，富人的钱主要做两种事情，一是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这就会带来社会财富和就业的增长；二是捐助社会公益事业。这两种花钱方式，公众事实上都是可以获益的。
寻求一条社会公平和市场化改革统一的新的道路
常修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我们要寻求一条社会公平和市场化改革统一的新的道路。第一，马克思说过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只要搞市场经济，就要遵循平等，等价交换的前提是机会均等。市场经济天生反对特权，反对不公平和不公正。第二，从历史上说，无论是启蒙运动的但丁也好，还是后来的伏尔泰也好，他们都是强调公平公正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法国的启蒙运动都是以公平公正作为旗帜的。第三，从现实来说，社会公平和市场化改革是可以统一的。社会公平、公正是对邓小平先富后富理论的继承。我们今天讲的社会公平公正，不是对邓小平先富后富理论的背离，而是对他的继承。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里有一句话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共同富裕”。他说，到一定的时候，我们会提出另一个问题，但是现在时机不成熟。他说什么时候提出，在什么基础上提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邓小平还说：我设想恐怕得要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生活以后这个问题才能提出来。我觉得邓小平的思想实际已经作为一个两步走的方案提出来了，这是邓小平的完整的思想。今天讨论问题是对他思想的继承，是邓小平的内在逻辑的自然展开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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