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和实践上的创获
林衢：你在创作实践和思想探索上一直不断深入。现在回过头来，思想有几个比较大的段落？
石虎：有两次比较大的变化：一次是1985年，一次
林衢：由于要充分地反驳对手，促使你更深入地反省当时的文化思潮，思考西方艺术理论和中国艺术建设的问题。所以你应该感谢李小山，如果不是他，你不可能深入思考一些问题。
石虎：李小山刺激了我，推了我一下。当时我把引进、模仿、推崇西方理论的这一大潮，称为“牛仔裤”运动，我认为对此不应该顺从，就是不能把西方不要的东西拿来当“旗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确立了我的“文心”立场：中国艺术家的文化艺术立场必须真正地自觉――后来我称之为汉文化立场――真正立足于东方文化的根性，才不至于被切断文脉。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这次反驳使我坚信中华文化艺术要从中国立场出发。
林衢：1995年以后呢？
石虎：1995年前后，这10年正是我开始进入诗歌领域的过程。这一期间，我觉得自己从汉文化的根性立场上进一步解读了“象”这一概念，解读了汉字，这使我得以在汉文化的立场上，对传统文化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理解和给予。如果完全没有这个“给予”，我就可能完全在老传统下因袭下去。有了这个“给予”，就达到了某种自觉的、融会贯通的状态。比如我写诗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古典，其实绝对不是古典，用字的方法完全和古典不同。
林衢：你对于传统文化的“给予”有哪些具体方面？
石虎：在诗歌方面，孙绍振首先认为我从绘画进入诗歌如入无人之境，勇气是值得肯定的。另外一个，他敬佩我的创造精神。他的标题就是《美学的突围》，就是说我从西方现代美学中突围。第三，他肯定了我的功力，说形而下的地方有镜花水月，形而上的地方又……这种肯定是很高的评价呢。我认为他的评价是很公道的，不是在捧我。
林衢：对传统文化的“给予”，也就是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所做的工作，您对此怎么自我评价？
石虎：我想我是一块垫脚石。首先我勇敢地来给予传统，言不可言，比如说《字象篇》、《论字思维》，揭开传统难以揭开的盖子，并勇敢踏上一步，为后人垫上几块石头，以利于其他人沿着这块石头往前进，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希望有更多的勇敢者，来对中国文化有这种“给予”，那我就不会孤立，那样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有盼头。
林衢：理论上你力图把神秘的东方主义哲学解读出来，彰显出来，让大家感到不再神秘。那么，艺术创作方面哪些“给予”让自己比较得意？
石虎：从绘画本身，我对宣纸上的绘画技巧做了一些探索。我们国画你知道在宣纸上染几个颜色很难，都是淡彩染。要染重彩呢，就是没法，画工笔重彩呢，又很僵，不能把色彩搞得好又很活，中国画坛的重彩画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弄不了这么丰富的台阶和层次，宣纸上的中国画必须能够和西方的油画媲美才能进入现代。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会开一代新风，从而使中国画达到新的境界。我们宣纸获得了新生命的时候，那表现力是无边的，这真正是解放了绘画的生产力。
林衢：以往我们的中国画主要是线条和色彩，根本画不了重彩。
石虎：另外，绘画上我第一次把我的“象”的理论体现到绘画实践上，使它的表现不拘泥于传统的“似与不似”，而是从理论上使“象”概念更加内涵饱满。
林衢：怎么具体理解呢？
石虎：就是说“似与不似”大体上可以说是变形，如果进入到“象”的理论那就不同了，那是“有”和“无”之间的连接，是表现事物一种完满的观照。不仅是具体的物象，具象之外还有象，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象”，而且心象本身还能蔓延开来，扩散到完全虚无的状态。由具体事物的物象、轮廓，蔓延到具体事物之外的种种表现，由此物到彼物，由有到无，这中间的艺术表现呈现出无限台阶的塑造。这样一种努力应当说也是从我这里开始的，以前没见到什么人这样画法。
林衢：前面的一个是绘画技巧上的，在工具材料上解决了宣纸和色彩的制作关系问题。而“象”的问题完全是绘画理念上的创新、突破。
石虎：有这两个，我已知足。
艺术与东方思维
林衢：近十年来，你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相互融合，体现出东方思维的贯通性。同时，在理论的层面上你提出字思维、“象”的理论，这是不是可以视为你在艺术上的哲学基础？
石虎：我自己的文章，其实就是想解读一下中国哲学。一个是象，一个是神，一个是汉字。就是解读方块字的思维神性。
林衢：那你觉得核心是什么
石虎：核心的东西我觉得是对“象”的认识。因为“象”像一个桥梁和一个渠道一样把很多事物贯穿了，把绘画中的具象与非具象也贯穿了，把文学中的兴言理论、赋比兴的一个新角度的接触，也贯穿了。
林衢：六朝的时候就出现了象的概念。
石虎：对。只不过没有人解读它。我的《字象篇》之所以得到许多专家的认可，就是解读了“象”。《论字思维》的核心也是字“象”，其实这两个是一个问题。
林衢：一个直接切入理论范畴，另一个是通过汉字这个角度，中间核心都是一个“象”字。那么字思维方面呢？
石虎：我们包括中国、印尼、马来西亚，还有日本、朝鲜等这些国家，都具有东方思维特点。而汉字是这种思维的一个载体。
林衢：东方思维可以通过字思维来进行解读、阐释。
石虎：我还不敢说用字思维就能说清东方思维。可是我认为，东方人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受汉字的“道性”直接支配的，所以我谈字思维，实际上就是谈东方神性思维。因为东方神秘主义是一个巨大的、空的体系，没有办法解读它，想解读它就找到了汉字。当我们没认识一个事物的时候，是一团混沌的“气”，这是神秘的。这团“气”是什么东西，受谁支配？由于汉字是东方思维的载体，解读汉字就是对这种东方思维的解读。
林衢：具体的解读如何展开？
石虎：我们认为要解读神秘的“气”，就需提出很多概念，比如“象”的概念，它是从无到有之间的一个概念，“象”就是“气”的凝聚。“神”、“气”是抓不住的，“象”是“神”的一个载体、一个把握。古代有一个说法，“至气而象”。就是说“象”是一种从无到有的推进，再进一步就是万物了，那就是万物都有了。
林衢：“气”是最高概念，“象”是过渡概念，而“万物”是最低层的概念。这是从无到有的全部过程。那“象”为什么对艺术创造那么重要？
石虎：“象”的理论直接关系到我们对神性的解读。因为，那“精、气、神”层面的内容，只是可以意会而不可言说、不可琢磨的，这就是所谓“无”。“有”就是万物，已经是具体的、可触摸和感知的。“象”则是从无到有的过渡状态，是从“气”化为万物的中间状态，在“象”这种状态下，“气”是可感知的，但外在却是没有万物的形。艺术创造就是“象”的展示，它具备了精神、气韵，但却不是自然万物。
林衢：基于这种理论框架，你是不是认为汉字也是“象”的展示？
石虎：是。汉字是东方人思维的载体，它最初源于原始壁画、陶画的线条，随着线条的演进，成为东方汉字。这样，东方人思维、原始艺术的精神和气韵，都积淀、储存在汉字的线条、笔画之中。
林衢：理解东方神性的思维，要关注“象”，破解和把握汉字思维，从而解读东方神秘主义的奥秘、精髓，这是理论上从“无”到“有”的展开；而艺术创作方面，则要超过仿模、反映万物的层次，理解“象”是气的凝聚，是“有”与“无”的过程，借鉴字思维表现东方思维的特点，从而表现和传达“气”在原初状态下融合“有”“无”的混沌、博大。
石虎：正是这样。
林衢：由于东方思维接近于神性、混沌，而西方思维接近于理性、逻辑，反映在艺术层面，西方艺术长于描摹万物，而东方艺术长于传达气象。
石虎：描摹万物是西方艺术的一个长处，因为这些是艺术创作最为基本的“眼手之功”，但仅有万物的具象描摹，而没有内在的神性传达，则是它的不足。毕加索等西方现代大师纷纷从非洲人、美洲印第安人的艺术中寻找对原始的混沌的神性思维方式，都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古典西方艺术的不足，希望有所突破。
林衢：西方现代哲学也力图在内在生命、意识和潜意识领域里开掘，从而为现代艺术提供哲学基础，像柏格森、弗洛依德等。
石虎：包括这两位在内，各种哲学对生命的解读好像很内行，有些道理，但相比于东方哲学，还是太小。他们的线性、逻辑的思维，使他们从各种角度解释历史性和现代主义文化时，在局部上的具体方面达到切近“真”的程度，所以容易让很多人接受。但是东方思维解释世界和生命，是总体上把握完整的“真”，在局部和具体方面却不容易理解，“道可道，非常道”，一般地理解，说的是什么呀？――不懂。可是，一旦悟出，才发现这是大道的最高境地。
林衢：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其实也反映在具体生活的许多方面。
石虎：中医和西医就非常明显：胃痛，西医讲究科学，瞄准这个地方有针对性地下药，这是局部的、分析性、实证性的思维；而中医辩证施治，不一定治胃，而是全身综合调理，这是系统的、综合性、感受性的把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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