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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图)

2004-08-1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邓友梅 我有话说

中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至今已召开了七次。使我命运发生根本变化的是第四次,因为在这次会上听到小平同志讲话。

光阴似箭,小平同志为第四次文代会致祝词,转眼间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了。

那激动人心的声音,鼓舞性和震撼力,在我这个文艺老兵心中,仍然是那么强劲。

我首次参加的文代会是第二届。1953年我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第二届文代会。同学们虽已非少年,却都风华正茂,讨论报告时,大家热情奋发,信心百倍。就在这宽松氛围中,董小华写了电影《董存瑞》,白韧写了话剧《白鹭》、《兵临城下》,何谷岩、苗得雨、张志民、孙静轩等都有佳作问世。我跟在他们后边写了短篇小说《在悬崖上》。

不久风云骤变。批丁玲,反胡风,反右派,风暴一个接着一个。我和徐光耀、谷峪、董晓华等先戴上右派帽子,去接受劳动改造。到了“文化大革命”,白韧因《兵临城下》被“旗手”点名而失去自由,张志民为写诗进了监狱……

22年间,除了自我检查、思想汇报,我没再动过笔。“文革”后期,从广播中突然听到陈毅军长逝世的消息,悲痛难忍,有话无处诉说,就找了几张纸随手写出,自我宣泄。“四人帮”粉碎后,茹志鹃大姐来北京开会,在我家读到这几张纸,令我改成小说。时局发展一日千里,在这期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了,沉寂多年的文艺界又有了生气。我的小说发表后被评上一等奖。一些老友也“出土文物”般陆续冒出地面,久别重逢,都鼓励我趁势加油,争取再上一层楼。

我却犹豫不决。20年前写小说惹下大祸,把黄金年华全断送在挨批挨斗中了。好不容易熬到平安岁月,有没有必要再冒这个险?

就在这种心情中参加了第四次文代会,带着找答案的心情听小平同志致辞。

我对小平同志怀有特别的崇敬和亲切感。1947冬,我们华东部队正苦战在豫皖苏前线,刘邓大军突然从大别山挥戈北上,打回河南,吸引走部分敌军,缓解了我们的压力。过完年,陈毅军长命令我们文工团到前线去慰问。

临行时,陈老总特别嘱咐说:“要记住,八路军是老大哥,我们新四军是小弟弟,到那里要谦虚谨慎,虚心学习。”

到二野后,看到他们保持着红军正规部队的军风纪,才使我们对陈老总的嘱咐有了切实的理解。我们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革命游击队整编而成的,难免留下点儿“游击作风”。可威名震天下的邓小平政委和刘伯承司令,穿的却是洗得变白的灰军装,裤子上打了补丁,军帽端正,风纪扣严紧,扎皮带,打绑腿,布底军鞋,没一点马虎之处。对待下级的态度,更是亲切中透着严格。

这天晚上刘邓首长邀我们会餐。在一个小场院里,月光下摆了几个炕桌,桌上摆好大盆猪肉,大碗白酒,我们到达时两位首长已经等在那里了。大家坐下后,刘邓首长端起酒碗,走到场院中间,敬一杯酒作为对我们的慰劳,并要我们回去转达向陈毅军长、粟裕司令的感谢。我们立刻站起来向首长敬礼。有人带头喊了声“我们向首长敬酒!”大家就跟着喊了起来。

我喊得挺使劲,嗓子又尖,小平同志注意地朝我看了看,笑了起来。指着我说:“喝酒是大同志的事,你这小鬼就不要喝了嘛!”全场人都笑了。

后来在南京,在重庆,又有几次机会听小平同志的报告。小平同志的伟人风范深存于我心中。因此,“文革”后期江青大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我绝望的心情沉到了谷底。1976年“四人帮”垮台前,有一阵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大字报小字报,多少内容我都记不住了,唯有一张很小的小字报我至今不忘,上边写的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小平已过十个七,再不出来做工作,十亿人民等不及!”

终于,我们等到了小平同志再次出山力挽狂澜,并有幸听他专为文艺这行人讲话,能不聚精会神吗?

小平同志一上来就说:“在我们党和人民战胜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文艺工作者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小平同志亲切的话语,使许多人都擦起泪。来不及擦,就听他接着讲了下去:

“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

小平同志在顶着压力,冒着风险,领导全国人民扭转乾坤的时刻,对文艺工作者提出如此热切期望,我怎么想远离文坛只求个人平安?是小平同志领导开拓出新局面,我才能恢复了党籍,又坐在这里开会!只沾拨乱反正的光,不承担应尽的责任,对得起台上这位伟人吗?配做个共产党员吗?

既然逃避责任的路子走不得,就应该继续写下去,怎么个写法呢?带着这样的疑问,小平同志下边的话,就听得更加认真。他说:

“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

这些话我百分之百赞成。但又想起这条路以前也有人指引过,自己也遵从地走过,但走到半途就碰壁了,半路冒出来个“旗手”,夺过指挥棒,文艺就只剩下了八个“样板戏”。所以,路线清楚,方向明确,但要放心地走下去,须有不再发生变故的保障,而这保障是什么呢?

小平同志显然早了解我们的疑惑,他下边就郑重宣布道:

“当前,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党员作家应当以自己的创作成就起模范作用,团结和吸引广大文艺工作者一道前进。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

全场响起震天动地的掌声 这是党的政策,也是领导人对文艺界的承诺。如果听了这番话疑虑仍不解除,心病仍不消散,那就是顽固不化了。我感到心头一片敞亮,下定了继续写作的决心。

散会后,我发现大家走出会场时和走进会场时的气氛有了好大的变化。走进会场时,三两个人凑近一起,低头小声说话,脸上多半流露着说不清的期待或困惑情绪;走出会场时人们大声谈笑,笑得爽朗,谈得轻松,信心百倍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对照当年小平同志的讲话,回顾一下这20年来文艺界走过的道路和目前的状况,不由得我发出两点感想:

一、小平同志所谈的党对文艺工作领导方面的改进与承诺,已经得到落实,因此才迎来当前文艺界的繁荣景象。以小说为例,如今一年的产量,比“文革”前10年的总量还多。作家的数目也是成倍增长。20年来,再没有哪个作家因为作品戴上什么帽子,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宽松自由的写作环境。

二、在重温小平同志的讲话时,我想下面这段话再反复读两遍或许不算多余 “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今天,面对小平同志的期望和要求,我们应该做一点反思,看看我们已经做到了多少?还有多少急需去做?我不想举例说明现在文艺市场的状况。但我相信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会看到我们的不足之处。文艺界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小平同志讲话的受益者,我们应当承担起贯彻执行其讲话精神的责任,改善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某些差强人意的现象。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良心的作家,不论是什么风格什么流派,写严肃文学也好,写消遣读物也罢,社会效果总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起码也应该积德而不缺德,不向社会、尤其是未成年人散播精神上的非典病毒。这样才上对得起为我们创造了宽松自由创作环境的革命先辈,下对得起后代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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