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后半叶，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的现代文化危机，另一方面由于后发展或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目标的普遍确立，围绕着现代性的当代命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要围绕着两个方面的论题：一是关于现代性自身是否依旧保持着不可替代的、肯定的价值问题;另一个是现代性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关联问题。本文拟在中国的语境中
第一个问题：现代性在中国社会运行和社会生活中是已经生成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开始走向“启蒙的自我毁灭”，还是尚未生成或者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精英的学术研究中的文化理念？我们的结论是：在中国的境遇中，现代性本质上“不在场”或尚未生成。具体说来，当我们判定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境遇时，不能仅仅从人文知识分子的理解和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观察出发，也不能仅仅从发达地区的城市区域的人力资源状况和社会运行机制的状况来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而必须把视野投放到在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中比重上占主体的农民、农村和农业的状况。这种传统农本社会的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不仅会大大降低我们对城市化群体的现代性程度的估计，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社会运行和活动方式的深层的、隐性的根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抗与冲突，看到了传统的顽强的生命力。
第二个问题：如果说现代性在中国尚未生成，而在发达国家已经出现危机的征兆，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理论讨论或实践决策而对现代性进行选择和取舍吗？我们的回答是，现代性决不是我们可以简单地通过理论探讨和决策就能“取舍”的问题，而是必须通过更为深入的、冷静的分析才能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的问题。进而，只要一个民族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现代性的问题就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抽象地探讨和简单地取舍的问题，而是一种历史演进机制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十分深刻地强调：现代性“并非某种我们已经选择了的东西，因此我们就不能通过一个决定将其动摇甩掉。”从这样的基点出发，我们的分析必须从关于现代性的所谓“一分为二”的分析，即简单地梳理和罗列现代性的积极价值和负面影响的情绪化和简单化的解析模式中摆脱出来，而从内在性分析的角度揭示现代性的内在冲突及其原因、内在超越性与自我完善的趋向，并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关于现代性的命运做出更为理性和冷静的价值判断。
第三个问题：如果现代性是所有汇入全球化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和国家无法随意取舍、无法回避的命运，那么，现代性在当代的命运真的像它在西方发达社会的某种文化危机中展示的那么不可救药吗？人类真的会进入斯宾格勒所说的文明的普遍“没落”状态吗？我们认为，问题并非如此悲观。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设计，无论对于发达的国家还是对于走向现代化的落后国家，现代性的价值都远远没有完全展示出来。现代性由于其内在的矛盾而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危机，但是，同样，其内在的动力机制也使它有能力不断超越这些冲突和危机。这种冲突和危机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超越既是现代性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人类社会的内在驱动力所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略加论证。
首先，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存在内在的张力和冲突，在某种条件下会走向极端甚至导致破坏性后果。这并不是某种外力强加于现代性的后果，而是现代性自身的逻辑和不可回避的命运。其次，虽然现代性由于其内在的张力和冲突而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但是，它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生存的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价值依旧没有丧失。因此，我以为，现代性批判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防止现代性的某一维度过分膨胀，对于现代性其他维度以及人与人、人与类、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损伤和破坏，另一方面阻止现代性的内在理性机制及其权力结构过分集中化、同一化和总体化。再次，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从现代性的内在机制的角度思考现代性批判主题，就会进一步印证上述结论。实际上，无论是造成现代性的内在冲突或风险的原因，还是批判或修正现代性的推动力量，都来自现代性的内在本性和机制。甚至宣称与现代性势不两立的所谓的“后现代转向”实际上并不是现代性之外的某种力量使然，而是现代性内在的超越本性的必然结果，因此，所谓“后现代性”不是现代性的自我否定，而是它的自我完善。
上述分析为我们重新审视现代性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关联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实际上，无论现代性在20世纪展示出自身的何种局限性、风险、消极后果，现代性依旧是现代主体和现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安身立命的内在支撑；无论20世纪各种各样的文化批判（包括后现代主义关于现代性的批判 如何激进和彻底，无论我们对现代性做了多少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修正，我们依旧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在现代性的范畴和范式之外思考与生存。从这样的基点出发，转向现代性问题的中国语境，我们会为我们通常在现代性问题分析上的表面化、情绪化和简单比附的做法及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出一身冷汗。其实，当我们自以为已经读懂了现代性问题，当我们以为可以凭借所谓的“后发展优势”对现代性加以自主地“取舍”时，当我们强调必须承受发展的代价或必须经历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而捍卫现代性时，当我们把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等同于对自然的过度征服而加以拒斥时，当我们把现代性简单当成西方的“后殖民霸权”加以拒斥时，当我们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谈论中国的技术理性是否已经过分发达时，当我们以为可以“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切割现代性并且只选取对我们有利的成分时，我们实际上已经远离了现代性的真实问题和现实的中国语境。因此，关于现代性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命运问题是我们必须更加审慎地对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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