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的哲学家,张岱年先生一直不懈地探索着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复兴之路。他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范式，既是这种探讨所结的理论之果，也是他的文化观的核心。
克服“两极性”和单向度立场
20世纪末以来，人们不时运用19世纪欧洲三足鼎立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三种
不过，在两极性和单向度立场之外，还有一种超越于此的第三种双向度立场，它是作为两极性立场的对立者而出现的，因此常常被批评为调和折衷。整体上说，张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就属于第三种立场，而且一直同传统主义和西化主义的两极性和单向度方式展开着理智的竞争。如张先生反复强调说，他是面对“东方文化优越论”和“全盘西化论”而提出“综合创新论”的，因为“东方文化优越论”具有复古主义的倾向，而“全盘西化论”则走向了民族和历史虚无主义。这两种各持一级的单向度立场所认同的对象虽截然相反，但它们把握和处理对象的思考方式却是类似的，即都把对象凝固化和完美化，从而丧失了“反思”和转化对象的张力。张先生的“综合创新论”，从30年代的初步提出，到80年代末的丰富完善，其一贯意图就是要克服传统主义和西化主义单向度观察中西文化所产生的“一义性”。以对待孔子的立场而论，20世纪的孔子观，是传统主义与反传统主义一个很好的风向标，在不同时期中信孔、尊孔与反孔、批孔互相冲突，而张先生则主张超越二者，采取理性诠释和多向度评价孔子的方式。30年代西化派把“本位文化论”视之为保守主义，张先生则对之表示同情。他强调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前提是对中西文化进行辩证的理解、分析和综合，从多向度的立场加以把握。要而言之，超越文化上的“两极性”和单向度立场，这是张先生“文化综合创新”的第一个基本特质。
文化“选择论”及文化转化实践
张先生“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第二基本特质，是坚持文化内容的可选择性。原则上，张先生承认人类不同地域的几大文化都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结构的体系，构成体系的许多文化要素和项目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和关联性，甚至是有机性的（从）联系，在整体与部分之间的互动变迁中，造就了不同文化的品性和特点。但是，张先生并不认为构成不同文化体系及结构的各个部分是完全“不可分”的，相反，张先生十分肯定地说：“事实上，整体的可分性乃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例如吃蔬菜、吃禽鱼，都是有所择取的，不能生吞活剥。这是人所共知。文化问题不过比较复杂而已。必须肯定了文化体系的可分性，才能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也才能对于西方文化的选择吸取。”（《文化发展的辩证法》，《张岱年全集》第七卷，89页）
文化的可选择性用张先生的话说就是“可析取性”，张先生指出：“文化整理及批判工作，即是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系统的整理，并以现代眼光加以批判；同时，对于世界文化，也要加以考察与批判。中国过去文化中，什么是珍贵的有永久性的文化遗产，什么是有害的文化赘瘤，应加分别抉择。西洋文化中什么是有价值的精纯的贡献，什么是病态的流弊，也应加以分析抉择。”（《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张岱年全集》第一卷，234页）据此，张先生的文化选择法也可以说是文化“优选法”。需要强调的是，张先生的文化“选择论”决不仅是一个方法论原则，它也是张先生努力实践的工作之一。张先生一生都在对中西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进行辩证的、理性的分析和识别。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中，他就以理性的尺度明确区分了中国哲学中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实际上这成了此部鸿篇巨著的重要结论；到了80年代末，张先生还在挖掘和阐发中国哲学及文化的精义和精神，从许多角度和方面来转化中国哲学和文化。他这样做，都出于这样一种动机，即文化的选择和扬弃需要建立在对文化展开具体的辨析和识别的基础性工作之上。这也构成了张先生学术工作最有特色的地方之一。
通过文化辨析和识别而进行的文化选择，同时也能够保持“文化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张先生说：“一个独立的文化，与另一不同类型的文化相遇，其前途有三种可能：一是孤芳自赏，拒绝交流，其结果是自我封闭，必将陷入衰亡；二是接受同化，放弃自己原有的，专以模仿外邦文化为事，其结果是丧失民族的独立性，将沦为强国的附庸；三是主动吸取外来文化的成果，取精用宏，使民族文化更加壮大。”（《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张岱年全集》第七卷，63页）在这三种途径中，张先生当然是最后一种，他还特别强调说：“一个健全的民族文化体系，必须表现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就是民族的独立性、主动性、自觉性。……如果文化不能保证民族的主体性，这种文化是毫无价值的。”（同上书，64页）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张先生何以把哲学和文化的兴亡同民族的兴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作为文化生命的“综合”和“创新”
张先生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第三个特质，是把“创新”、“创造”作为文化的生命和源头活水。感受到近代民族和文化危机的张先生，深深意识到文化的重建和创新不仅是文化的生命，而且也是民族复兴的条件。在30年代，他在讨论“本位文化论”时就深信不疑地说出了这一点：“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主张，更明显的说，其实可以说是文化的‘创造主义’。不因袭，亦不抄袭，而要从新创造。对于过去及现存的一切，概取批判的态度；对于将来，要发挥我们的创造的精神！宇宙中一切都是新陈代谢的，只有创造力永远不灭而是值得我们执著的。惟有取信‘文化的创造主义’而实践之，然后中国民族的文化才能再生；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国民族才能复兴。创造新的中国本位的文化，无疑的，是中国文化的惟一出路。”（《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张岱年全集》第一卷，235―236页）
究竟什么是“创新”呢？这牵涉到综合与创新的关系问题。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张先生所说的“创新”与“综合”密切相联，这也是他的创新观的一个特点。张先生界定说：“创造的综合即对旧事物加以‘拔夺’而生成的新事物。一面否定了旧事物，一面又保持旧事物中之好的东西，且不惟保持之，而且提高之，举扬之；同时更有所新创，以新的姿态出现。凡创造的综合，都不只综合，而是否定了旧事物后而出现的新整体。”（《西化与创造》，《张岱年全集》第一卷，257页）从创新来说，它又是“综合”的创新，这里的“综合”具有为创造提供基础和条件的意义。张先生提出“综合”的创新，一个重要的意旨是通过复杂的综合工作而走向创新。在思想的早期，张先生曾指出：“我所以于创造之外又言综合，因为创造不能凭空，必有所根据，我们可以根据东西两方文化的贡献，作为发展之基础。所谓创造的综合，即不止于合二者之长而已，却更要根据两方之长加以新的发展，完全成一个新的事物。”（《西化与创造》，《张岱年全集》第一卷，244页）在思想的晚期，他仍强调：“我们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新文化，并不是说对于中西文化可以东取一点、西取一点，勉强拼凑起来：综合的过程也即是批判、改造的过程，也就是创建新的文化体系的过程。”（《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张岱年全集》第七卷，63页）对于中国本位文化论提倡文化建设和创造，张佛泉先生批评说是“夜郎的夸大狂”，胡适先生批评说是“侈谈”，张先生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经过努力在文化上有所创新，并非不可能。对张先生来说，主张文化创新不仅是一种自信心的表现，也是一种强烈愿望和目标追求。
同样，张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不单是一种文化理论和原则，它也是张先生的实践和经验。1933年，张先生就提出“新唯物论”，探讨外界的实在，开始进行哲学上的综合。在建立了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以《中国哲学大纲》为代表）之后，他又更系统地展开了哲学理论的建构，陆续撰写了《人与世界―――宇宙观与人生观》、《认识、实在、理想》、《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和《天人简论》等，建立起了一套哲学学说，从而作为中国40年代有代表性的哲学理论之一而自立于哲学界。
“文化多元共同体”及“一贯之道”
张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另一个基本特质，是把“文化多元共同体”与“一贯之道”统一起来。张先生深信只有坚持文化的多元化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才能实现文化上的综合创新。张先生总结中国的发展道路，认为有两次影响深远的百家争鸣，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子学的勃发和自由论辩；一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和儒家独尊的结束，正是这两次百家争鸣，为中国学术文化带来了划时代的突破和转变。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张先生依然坚持文化多元化和百家争鸣方针，并运用“和而不同”的观念来说明文化多元化和多样性对创新的意义。
作为一种状态，文化多元化所显示的是文化的活力和文化的多样性及丰富性。但任何一个文化多元共同体，都具有自身的“一贯之道”，它是立足于不同地域和本土而创造出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精神、真理和价值，而且成为一个社会群体所共同认同的信念和信仰。每一个多元文化体系都以追求真善美为使命，且以此卓然自立。所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正说明了多元文化共同体都具有自己的“一贯之道”。这种“一贯之道”，具体到哲学上说，就是每一个哲学家都具有自己的根本信念。张先生说：“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必有一个新的一贯的大原则，为其哲学之根本义，为其系统之中心点，以之应用于各方面，以之统贯各部分。这个统贯各部分的、这个一贯的大原则，却不是可以从别的哲学中取得的，而必须是新创的。有了这样的大原则，然后才能成为伟大的哲学。”（刘鄂培主编：《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332页）只是，多元文化共同体中的“一贯之道”，则是整个文化体系的核心和灵魂。
现在我们最熟悉的字眼之一是全球化，但全球化决不是皆大欢喜的免费午餐，它实际上是国家间竞争的最大化，这种竞争决不只是经济上和科技上的，也是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中国文化的血脉和竞争力全在于创新，而创新就在创新的过程之中。由此来看，张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及其实践，在21世纪中国文化的新命中，可以说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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