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编者的话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热”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是学术界有目共睹的事实，它已成为新时期一种重要的文化思潮。这一思潮从理论探讨开始，逐渐向地域文化研究深入，已结出累累硕果，令人无限欣慰。毫无疑问，这一文化思潮，对于开发中国传统文化

河洛文化研究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大题目，这个题目的提出可以说是这些年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一种标志。

很多人不会忘记，二十来年前，我国学术界出现过引人注目的“文化热”。由于“文革”时期文化遭受从来未有的歪曲和践踏，故而在拨乱反正之后，阐述文化和文化史的论作一时风行。文章、专著、刊物如雨后春笋，还有大部头的书，像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推出的《中国文化通志》等，多达数十卷，上百卷。这一热潮后来向纵深推进，研究逐渐专题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区域文化的研究成为热门。

中国历史久远，土地广博，按区域对历史文化进行考察古已有之，纂修多种多样的地方史志的传统即其显例。至于现代意义的区域文化研究，我在别的地方说过，较早的例子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批学者提倡探讨吴越文化，再有四十年代抗战中讨论巴蜀文化，但都没有形成普遍的风气。各种区域文化的研究探索呈风起云涌之势，则是在“文化热”过后才形成的。

区域文化研究的流行，和历史学科中发生的一项重大的观念转变也颇有联系。大家知道，在古代以来的传统观念里，中国被认为是“天下”，而中国的历史文化常被讲成是一源的、单线的，出自一个中心的。现代学人认识到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与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这个基本事实相违背，因而开始强调中国历史文化的多源性、多线性。此项转变，不但在“文革”后的历史学者著作内得到强调，在考古学这一专业领域也凸显出来。这样，人们也就更多地体会到区域文化研究的价值。

在传统的看法中，中国文化的中心在中原，在黄河流域。称黄河流域为中国文明的摇篮，即反映了这种中原中心论的观点。为了矫正这样的观点，新兴的区域文化研究更多地侧重中原以外的地区，例如楚文化、燕文化、东夷文化、羌戎文化等等，都有大量的研讨阐发，成果相当显著。对比起来，中原地区文化的研究反而减色了。实际上，中原也是全国的一个重要区域，不应为区域文化研究所忽略。

河洛文化研究课题的提出，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欠缺。河洛文化这一名称可有狭义、广义的不同理解。狭义的河洛，只指洛阳四周一带，若从文化角度来看，应该说这只是更广阔的一个区域的中心。这个大的区域，就是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因此，这里说的河洛文化即是中原文化。今天的区域文化研究既要研究中原，也要研究中原以外的其他地区的文化，这样便做到全面了。我们今天研究河洛文化，还有特殊的意义。关于这一点，不妨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

首先，河洛文化分布的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前几年，我在为《黄河文化史》一书写的序言中曾谈到：“中国古代文明诚然是多源的、多区域的，然而也必须看到，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也就是说，在若干关键的当口，特定的区域会起特殊的历史作用。例如大家关心的‘跨进文明的门槛’，便不可能同时在好多地区实现。”历史文献和考古成果的研究分析表明，我们的先人摆脱原始野蛮的状态，真正开始进入文明时期，正是在中原地区。我还引用周昆叔等先生的话：由公元前第五千纪开始的仰韶文化时期，“以关中为中心的半坡文化，尤其是随后的庙底沟文化向四周扩展，东至滨海，西抵青藏高原之东侧，北达长城内外，南入长江中下游，影响所及，包括半个中国。……这是统一中国文化形成的初级阶段。”以黄河中游区域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对实现统一中国文化做了最早的重大贡献。”

文化辉煌的夏、商、周三代王朝，即在这种统一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建立，所以这几代王朝的中心都不离中原地区。更早一些的唐、虞，实际也是如此。司马迁《史记》的《货殖列传》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话：“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这里所说的三河即河洛一带。而“天下之中”的说法，包含两重含义。从当时的宇宙观念来说，认为这是大地的中心。《周礼》记载有用天文仪器土圭测量日影而确定“天下之中”的方法：“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符合这个条件的地点是禹都阳城，今洛阳以南的登封告成镇）。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来说，这里也是朝会、贡赋、商业、交通的中心，所谓“天下之大凑”，适合首都的设置。

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历程的探索，也是从西周到夏商逐步上溯的。1996年5月启动的“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结合的途径研究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问题，其目的是“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工程”在考古学方面，“对与夏商周年代有密切关系的考古遗存进行系统研究，建立相对年代序列和分期，为利用现代化手段测定夏商周绝对年代提供层位明确、文化属性明确、相对年代清楚的测年标本”，并特别规定其“研究重点是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考古文化”。“工程”的阶段性成果表明，正是依据中原地区考古文化的研究和测年，建立了有关时期的年代标尺。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在“十五”的前三年，即2001至2003年，设立了“中华文化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仍采取多学科结合的研究途径，探索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情况。这一课题把考古遗存的考察范围限制在中原中心的晋南豫北，重点调查、发掘了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和新砦等遗址。“预研究”课题已经顺利完成，在其基础上，正准备实施“公元前2500―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课题。看来，在将要全面启动的大型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中原地区仍然会占据非常显著的位置，这完全是由这一地区本身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来决定的。

大概是因为我的专业是在先秦一段，以上关于文明起源和夏商周时期已经说得太多了。中原地区文化的重要，当然不限于先秦，直到人们艳称的汉唐盛世，中原的核心地位依然十分明显。西周时形成的宗周（今西安市长安县）、成周（今洛阳市）两大都邑，延续成为许多王朝先后建都的地方。正因为如此，长安与洛阳不但是全国辐辏的中心，而且跃为国际意义的大都市，其文化影响广及欧亚大陆。

其次，我们应当看到，中原地区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重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在地理位置上占全国的中心，从文化内涵上能吸收和容纳周围甚至边远地区的文化因素。因此，我们把河洛文化即中原文化作为专题来研究，一定要采取与其他区域文化横向比较的方法，才能够深切认识这一地域文化的特殊意义。

与过去中原中心论只讲中原对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不同，我们认为中原与周边之间的文化影响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各地区的文化彼此都有交流，有融合。只讲一个方向的传播影响，结果每每是片面的。这里试以古代巴蜀文化与中原的关系为例。近些年巴蜀文化的发现，如广汉的三星堆遗址、成都的金沙遗址所展示的文化面貌确实独特奇异，使学者们惊诧，也在公众中造成非常深刻的印象。然而，在这些巴蜀文化的古老遗存中，中原文化―――如考古学所说的二里头文化、商文化的影响仍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两米高的青铜人像，面部是典型的蜀人容貌，峨冠博服而赤足，更与中土习俗相背，可是细看铜像装饰的花纹，却显然是中原商文化的艺术风格，这是中原商文化影响及于蜀地的例证。另一方面，巴蜀文化也影响到中原。我们曾经指出，从秦统一后到西汉时期，中原以及其他地方普遍流行的日用青铜器鍪和釜，其始源即在巴蜀，是战国后期秦吞并巴蜀后逐渐传流出来的。器物尽管不大，影响的深广则相当显著。这一类具体事例告诉大家，在研究区域文化时，不可忘记把它放到全国这一整体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对于这里谈的河洛文化即中原文化，尤其要作如是观，才能将这方面研究的重要价值充分凸显出来。在此，我相信这个题目的研究工作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探索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