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宾：
青年作家，北京作协专职合同制作家邱华栋
作家，北京作协驻会合同制作家徐坤
编剧，北京作协驻会合同制作家邹静之
北京作协驻会副主席李青
缘起
作家体制改革一直是个社会性话题，各界都很关心。去年从广东传来取消专业作家的消息，引起许多讨论。北京的著名作家多，其改革尤为引人注目。这几年北京采取了多种作家体制，网罗了许多人才，作品频频获奖，甚至出现中国作协和外地作协会员纷纷签约北京市作协的情况。作家为什么纷纷签约北京，北京作家体制改革是如何进行的，作家们如何看待这种改革？我们请北京市作协负责人和几位签约作家来谈谈这个问题。
北京作协实行五种作家合同体制
记者：这几年不断从文坛传来消息,一说谁谁又到北京作协去了,大家就对他 她 特别羡慕。而北京作协这几年也是越来越红火,各种活动不断,获奖作品一个接一个。这是什么原因？
李青：首先是因为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这不是套话,而确实是如此。市领导非常重视文艺事业,政治上有人关心,经济上有保证,还拨专款支持我们搞北京文学节大奖等活动。据说很多省市的人特别羡慕我们。
我们实行的多种作家创作体制,至今也还在不断补充和完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中,市委领导一直很关心,鼓励我们大胆尝试,替我们把关。
现在我们实行的是五种合同制 一是专职合同制作家,面向在原单位办理停薪留职或无单位的居京作家,签约后由作协发给生活补贴,每月1000元。二是返聘合同制作家,面向在原单位已提前退休的居京作家,签约后由作协发给创作补贴,每月500元。三是兼职合同制作家,面向不脱离原单位本职工作,兼职从事创作,工资待遇由原单位承担的居京作家,签约后不领取生活或创作补贴。四是选题合同制作家,面向北京及各地中青年作家,合同期间给予创作补贴。五是特殊合同制作家,史铁生作为特殊情况长期签约的著名残疾人作家,在本人坚持创作的情况下,每月发给1000元生活补贴,并且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面协调解决透析费。
我们规定：合同期间,合同制作家每年在省市级以上报刊或出版社发表、出版文学作品字数不低于15万字。作家还要深入生活,积极配合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提出的临时性采访创作要求。中共党员作家需把党的关系转到作协,并按期参加作协党支部活动。在年度总结时,根据合同制作家完成创作及其他各项任务的情况,经评审委员会评议,发给不同等级的创作奖。
以前的专业作家,即改革前北京作协的驻会老作家,如张洁、浩然、林斤澜等,按老人老办法,实行国家规定的薪金、医疗等离退休待遇。
作家队伍,全国数一数二
记者：日前我从一张报纸上得悉,某个没有进行体制改革的省作协分会,其1000余名会员中,竟有800人5年中不写1篇文章、不出1本书。北京作协分会实行合同制改革后,情况怎么样？
邱华栋：我是3年前跟北京作协签约的作家。这3年是我创作丰收的3年,光是各种单行本著作就出版了30种,新作也超过了120万字,应该说我的创作很得益于北京作协的签约体制。
不光是我,目前北京作协的合同制作家队伍之整齐,已经是全国数一数二。20多个签约作家中,有一半以上是“当代中国50个最重要的小说家”,像史铁生、张承志、毕淑敏、徐坤、刘庆邦、宁肯、衣向东、程青……很多作家获了各种奖,创作力量非常强。
李青：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的合同制作家在近3年里,共出版长篇小说33部,发表中篇小说79部,短篇小说上百篇,还有儿童文学、散文随笔、报告文学数百篇,出书50余种。有张承志、刘恒、刘庆邦、徐坤、邱华栋、衣向东、曾哲、徐小斌、赵凝、陆涛、张之路、星河等合同制作家,分别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解放军文艺大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等。还有多位作家被列入“北京市新世纪文艺人才百人工程”。
邹静之：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收获 我是今年4月才正式到北京作协的,来了以后,感觉和别的单位不太一样,这儿更像一个家,一个创作沙龙,一个文学俱乐部。作家朋友们聚在一起,谈读书、谈创作、谈人生感悟,每次都谈笑风生,就像一家人一样。作家是需要交流思想的,像当年文人雅集的兰亭盛会一样,也像外国最有名的“斯坦因沙龙”,团在一起,互相促进写作。以前我一直以为文人宜散不宜聚,到了北京作协才知道并不一定是这样。我认为这也是北京作协体制改革的一大成绩。
作家终要靠稿费生活,但有时候也需要帮助
记者：你们几位是先后属于不同合同制的签约作家,根据你们的经验,觉得哪种体制最好 还应该朝哪些方向努力？
徐坤：北京是首都,是历史文化名城。没有了“文化”与“历史”,也就失去了它的含金量。它需要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文化话语权,需要文化和文学精英的集中布阵。如同学术精英和泰斗群集于北大一样,文学的精英和名宿也应该集中于北京作协。查看一下中国当代文学史,从老舍到浩然到王蒙、陈建功……有多少名人大家都出于北京作协 正是由于有了他们,高山仰止,北京才如此高尚,如此厚重,有了如此沉甸甸的令人景仰的文化力量。
邹静之：我觉得作家最终来说还是要自己养自己的,而且作家也可以达到这一程度。但在某个阶段,某些作家是需要帮助的,生活上和经济上的帮助,这对一些要潜心创作一个大时段的作家来说,非常重要。想想当年,要不是梅克夫人在生活上帮助柴科夫斯基,也许现在我们就听不到那些伟大的经典之作。《静静的顿河》也好,《日瓦戈医生》也好,也都是在对作家生活的照顾中完成的。北京作协用多种模式来帮助作家,有给物质帮助的,也有提供交流意义的帮助的,这很活,也很有效。其实用“养”字大概不准确,真正的作家更多的是需要凝聚,需要帮助。
希望作协多提供服务
记者：听说你们也讨论过作家与作家协会的关系问题。依你们看,对作家实行什么样的管理比较好？
邱华栋：在今天这个作家有多种方式生存的时代,作家和作协的关系肯定也要发生变化,作协应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化。
北京作协能把我们“笼”在一起,还不光是因为有了这五种创作合同制。体制是冷的,人是热的,北京作协这些年为服务签约作家付出了很多辛苦和努力。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到偏远的地区进行采风、采访,也数次出国交流过。每年还有大量的文化活动,各种各样的研讨会、跨省市交流,还兴办文学节等,这些有声有色的活动都非常吸引我们。
邹静之：作协还可以在创作的经营上提供帮助。比如,同属于文联,如果你了解到北京人艺很缺剧本,作协就可以把这个信息告诉我们,帮助我们搭桥。写出来的优秀剧本,还可以先在北京的《新剧本》杂志发表,然后再进入排练、演出。文化是一个工程,作协也可以是这个工程中的“经销商”、“中介商”,就现在来看,这对作家和出版界、演艺界,都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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