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讲：“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以信史著称的《史记》，在这段有关老子西走的文字中却疑点多多。例如关于老子所过的关卡，《史记》就没有明
当然，严谨的《史记》不可能故弄玄虚。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太史公从《老子》“天下多忌讳，而人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等内容判断，由于该书的思想主旨是反对文明的异化，其作者的厌世、弃世的隐君子倾向非常明显，那么作为真的隐者，其生平事迹也自然隐而不彰。既如此，太史公也就只好道听途说敷衍成篇。
而关于老子西走的故事，后世传说中说得更是神乎其神。南朝宋人裴?《史记》“集解”引《列仙传》：“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星宿，服精华，隐德行仁，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臣胜实，莫知其所终。亦著书九篇，名《关令子》。”司马贞“索隐”引《列仙传》则曰：“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其实，无论是徒步独行还是有关尹相伴，抑或骑乘青牛而去，老子西游谅也“西”不到哪里去。但历史上却有一位叫莱谟萨的西方人编过一个老子游历西方的离奇故事，说老子曾远足雅典，并以此说明老子与柏拉图思想相通的原因。这可真是一个离奇的故事，但当真不得。
虽然当年老子其人出关西走而莫知所终，但《老子》其书却在后世远播西方。据西方学者统计，从1816年至今，出版的各种西文版的《道德经》已有250多种，如今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种新的译本问世。又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中，《道德经》排名第二，仅次于《圣经》。当然，西方人迷恋《老子》，也是各取所需，各有所爱。如冯・布兰切勒的《老子〈道德经〉：美德之道》一书说老子如同基督教的上帝，具有博爱与宽容的精神；新教神学家尤利乌斯・格里尔则列举了《道德经》与《新约》的相似点80处；法国学者阿贝尔・雷米则说《老子》第十四章中就出现有“耶和华”三个汉字；德国人萨冯・施特劳的《老子》注释本则按照严密的德国唯心主义的逻辑体系重构五千言的结构图式；另有德国学者用格式塔心理学的模型来解读《老子》；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从《老子》的“当其无，有有之用”抽绎出建筑学上的空间与砖瓦匠同等重要的原则；美国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也指出西方近代物理学与《老子》的东方神秘主义有着相似性。此外，还有《老子》中的“雌”、“母”的隐喻，也引起了西方女权运动者的兴趣，练气功或柔道的人、传统医学的从业者、环保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从《老子》寻找经营理念的商人以及要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者，都宣称从《老子》那里找到了精神养料与灵感源泉。甚至连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也用他那“对恶不抵抗”的学说来诠释《老子》的无为思想，把老子当成自己的同调；而前苏联的杨兴顺则认为《老子》的“无”不是“无物”而是“无有”，即穷人、无产者，他把《老子》说成是革命宣言。由此可见，《老子》一书在西方确是甚有影响。
西方社会出现这种经久不衰的老子热与形形色色的老子观，其原因当是多方面的。一方面，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与1993年湖北省荆门郭店村一座古墓中出土的楚墓竹简《老子》，无疑极大地激发了西方人研究《老子》的热情。另一方面，当代英国汉学家和哲学家克拉克的《西方人的道――道家思想的西方化》一书则把道家思想在西方的流行归结为西方人思维方式上的三个变化：希望过更好的生活，但要从传统宗教教条式信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透过克服身心二元论达到一种身心完整的生活；需要从更广的范围看待当代各种思想潮流。而这里更不应忽略的，是《老子》本身：其一，《老子》言简意深，哲理宏富，它虽然只有区区“五千言”――这个字数在当今评个哲学助教恐怕都不够格，但它浓缩了这位东方老人的大量的人生智慧和至理名言，而且它的诗化哲学的话语表达式往往寓意隐晦，言有尽而意无穷，也给后人的无限解读提供了广阔空间，犹如杜鹃鸟的一声不经意的啼鸣总能使富有想象力的诗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老子》的精神特质系反对文明的异化，它的自然无为、去伪存真、知足不争和贵柔守雌等理念，在文明高度发展因而其负面问题愈发显现的西方社会，自然会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认同。
老子隐遁西走与《老子》走红西方，这一隐一显迥别，但有一个原因却是相同的，这就是反对文明的异化。看来，历史上的思想者与其思想每每会有不同的因缘际遇。兴衰替废，一切都因时间地点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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