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80
英语难学至少有以下原因：
汉语以方块字为书写形式，是一种表意语言，与英语一类表音语言有天然区隔，在历史上风马牛不相及，长期绝缘，基质大异，各有固习和定规。比较而言，印欧语系虽然语种繁多，但同出一源，其中有拉丁语一分为多，有日尔曼语一分为多，分家兄弟仍分享着几分相似的容颜，是大同小异或明异暗同。此后，英语在英伦三岛上形成，作为“三次入侵和一次文化革命”的产物，被丹尼尔・笛福视为“罗马/撒克逊/丹麦/诺曼人”的共同创造，其中包括了日尔曼与拉丁两大语流的别后重逢，可视为发生在欧洲边地的远亲联姻。由此不难理解，英语虽为混血之物，仍承续着印欧语系的自家血脉，与其他亲缘语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位南欧人或中欧人学英语，或多或少仍有亲近熟悉之便，不似中国人一眼望去举目无亲毫无依傍，没有进入的凭借。
另一方面，汉语曾被沙漠和高山局限在东亚，是16世纪以后一个民族逐渐沦入虚弱时的语言，虽有一份恒定与单纯，却缺乏在全球扩张的机会。可以比较的是，英语凭借不列颠帝国和美利坚超级大国的两代强势，在长达近三百年的时段内，由水手、士兵、商人、传教士、总督、跨国公司、好莱坞影片、BBC广播、微软电脑软件等推向了全球，一度覆盖了和仍在覆盖着世界上的辽阔版图。在这一过程中，物种一经遗传就难免变异，规模一旦庞大就可能瓦解。英语离开母土而远走他乡，实现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结果，竟是变得五花八门和各行其是。尽管“女王英语”通过广播、字典、教科书等等，仍在努力坚守标准和维系破局，但不同自然条件、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形态的有力推动，使散布在欧、美、澳、非、亚的各种英语变体，还是无可挽回地渐行渐远。到最后，世界上不再有什么标准英语，只有事实上“复数的英语”――包括作为母语和作为第二语的各式英语，包括贫困民族和贫困阶层那里各种半合法的“破英语”。高达50万的英语词汇量，比汉字总量多出十几倍，就是分裂化带来的超大化，大得让人绝望。一个英美奇才尚无望将其一网打尽，中国的学习者们又岂能没有力不从心的沮丧？
更重要的是，生活是语言之母，任何绕过相应生活经历的语言学习必定事倍功半。当英语仅仅作为一门外语时，在学习者那里常常只是纸上的符号，无法链接心中的往事，于是类似没有爱情的一纸婚书，没有岁月的一张日历，或者是庭院房屋已经消失的一个住址，没有生命感觉的注入，不是活的语言。学习者们不一定知道，英语中所有寻常和反常的语言现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过都是历史的自然遗痕。在过去的十几个世纪里，英语是先民游牧的语言，是海盗征战的语言，是都市和市民阶层顽强崛起的语言，是美洲殖民地里劳动和战争的语言，是澳洲流犯、南洋商人以及加勒比海地区混血家庭的语言，是南非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语言，是资本主义技术精英在硅谷发动信息革命的机器语言……中国人置身于遥远的农耕文明，没有亲历这诸多故事，对英语自然少不了经验障碍；如果对这一切又没有足够的知识追补，真正进入英语无异于缘木求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读了《英语的故事》一书，收获很大。作者罗伯特・麦克拉姆等人给英语学习者们提供了必要的补课。它拒绝语言学中的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从语言中破译生活，以生活来注解语言，用一种近似语言考古学的态度，将读者引入历史深处，其细心周到的考察，生动明快的笔触，恢复了语言与生活的原生关系，重现了语言背后的生存处境和表达依据，使一个个看似呆板和枯燥的词语起死回生。这是一本为词典找回脉跳、体温以及表情的书，是为语言学招魂的书。它甚至不仅仅是一本语言史，而是以英语为线索，检索了英语所网结的全部生态史、生活史、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在史学领域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文化史当然包括了文学史――读过此书之后，像我这样的文学读者，对莎士比亚、尤利西斯、惠特曼等西方作家也有新的发现和理解，对一般文学史里的诸多疑团有了意外的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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