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对此次宏观调控,有人认为“政府宏观调控得太早了”,你的看法如何?
樊纲: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缩小波动,所以就是要在经济波动还没有真正起来的时候就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防止经济大起大落,防止大热后的大萧条,防止通货膨胀之后的通货紧缩。如果等到经济大热,高烧43度,就晚了,那就叫政策失败。现在的问题可能是,由于宏观调控是在经济还没有大热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有时看不出宏观调控的这些效果,不会看到经济增长达15%,通货膨胀到100%的情况,而是只看到经济增长被“政策”压下来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想:假如没有宏观调控或宏观调控晚了,那么情况会怎样?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没有宏观调控,每七八年来一次经济危机,是产品过剩的危机,先是过热后,然后是过剩与危机,最后一次是1929年,社会生产能力被强制消灭50%后,企业大量倒闭破产,经济才重新恢复平衡,恢复增长。在那以后才有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有了格林斯潘们不断地对市场进行一些“事先的”微调。宏观调控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向前多看几步,根据经济发展的趋势而非当前的状况,进行反周期调控,使经济保持长期的稳定增长。
有人认为,去年以来即使有一些过热的趋势,但还没有真正过热,不应该太早采取调控政策。我认为,要想使经济波动小一点,就需要动手早一点,在经济还没有过热的时候就要抑制它。去年6月底,我们开始讨论是否存在经济过热趋势,这引起了一些企业家的反感。他们抱怨说,我们刚过几天好日子,就说什么过热不过热。有的企业说,只要再给他们半年时间,他们就发了,因此不要谈过热,但实际上,如果不进行宏观调控,他们的损失会更大。
真正的问题是:对这些企业家而言,什么是好日子?是在8%-9%的水平上持续增长几十年好,还是以50%的速度增长一两年然后一下子掉下去、砸锅卖铁好?对企业来说,波动较小,发展较好。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平稳增长,不大起大落,总的效益比较大,此事绝不能看高涨期一时的热闹。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过热那几年,中国每年增加2000万就业岗位,但随后就急剧下降,最后一算总账,上个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只创造800万非农就业。而这两年,中国经济稳定在每年增长8%左右,每年可以创造1200万就业岗位。所以对于整个经济来说,还是平稳增长好。
这次宏观调控及时,采取得比较早,在经济还没有很热的时候就采取了一定的调控措施,投资增长稳定了下来,经济热度没有达到很高的程度,有望实现可持续的高增长。
记者:看到经济增长缓下来了,一些企业的经营受到影响,于是有人说“宏观调控使企业受到了损失”,你怎样看?
樊纲:如果这种说法指的是宏观调控导致的经济调整过程本身的一些现象,如经济增长率下滑、过剩生产能力显现、企业贷款减少等,却是不对的,是一种概念的混淆。假如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我们当前的经济可能还在高增长,甚至更高地增长,大家也许感觉良好,但这是不可持续的,最多明年或后年,市场本身就要进行强制性地调整 经济危机 ,那时的损失会更大。现在进行正确的、适度的宏观调控,恰恰是在减少大家的损失,甚至是避免许多企业最终的倒闭。现在不进行一些小的调整,将来会受更大的损失。宏观调控恰恰是减少了损失,而不是造成了损失。在我们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有可能是避免了最后的经济危机。无论此时有没有宏观调控,中小企业在经济波动当中,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大企业资金雄厚、基础扎实,他们有一百个办法渡过难关,银行也不敢随便从大企业撤资;中小企业就不一样了,他们底子比较薄,一旦出现经济起伏,就会大量破产、倒闭、清盘。相反,早一点调整,热度不高,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不大,企业受到的冲击就会较小,比较容易渡过难关。比如,去年房地产业对上半年人民银行的一些抑制过热、预防坏账的措施意见很大,但正因为在过热还在初期阶段就提前采取了措施,泡沫就没有真正起来,大家都受到了一点冲击,然后都进行了一点调整,就过去了,进入了平稳发展阶段,没出现大量开发商贱卖楼盘、破产倒闭的现象,这其实恰恰说明了微调、早调的好处。
记者:你认为宏观调控政策下一步应有何调整?
樊纲:此次的宏观调控政府的决策方向是对的,也比较及时。当前要做的我认为是保持政策的稳定,已经出台的措施要继续实施。宏观政策效果往往有一个后滞期,4月份出台的一些有关土地和贷款的政策,效果要到今年四季度以后才能看出。应该看到,现在有人把宏观调控和改革政策混为一谈,希望通过此次宏观调控去解决投融资体制改革、国有银行改革等深层次经济问题。其实,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是在短期内调整总需求,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它无法替代改革政策,而改革政策才是进行深层次的体制变革。宏观调控和改革政策应该是并行不悖的。由此也看出中国宏观经济学还有待进一步普及,美国十万经济学家中有五万是在研究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我们需要从基础理论等多方面、全方位的研究宏观经济学,而非进行一些混淆概念、前提不清的简单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