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以来，以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与战略任务。治国理念，虽然讲的是国家发展的指导原则，但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
科学发展观―――强国富民的发展理论
中华民族有过光辉灿烂的历史，创造过高度发达的文明，但近代以来却落伍了。落后就意味着贫穷，意味着挨打，所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多少代仁人志士的共同夙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国家的发展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就提出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问题。1956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着眼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矛盾，提出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初步探索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党的八大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些重要论断和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对实践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的发展走了不少弯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了过去20多年的经验教训，果断地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紧接着，邓小平提出，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中国更快地发展起来。邓小平有一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它言简意赅，体现了深邃的思想内涵。邓小平一再强调，加快发展必须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持对外开放；要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无论是实现现代化，维护世界和平，还是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需要有文化知识的人去掌握应用，而教育正是培养人才的基础，因此“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循规蹈矩的发展肯定不行，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波浪式前进，争取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摆脱贫困，就要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先富地区帮助后富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既要把握沿海率先发展的大局，又要把握沿海发展起来后帮助内地发展的大局；检验发展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的这些认识集中代表了我们党在新时期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规律在认识上的飞跃，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才是硬道理”提到一个新水平，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化建设的十二个重大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治国方略。这些重大战略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其主旨是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在实现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总结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经验以及抗击非典的重要启示，从一开始就反复强调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推动国家发展战略实现的新理论。
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是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科学发展观最基本的要义是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之所以显著增强，各项社会事业之所以取得巨大进步，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之所以不断提高，我们之所以能够承受国际国内各种风浪的考验，都在于我们保持了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但也应看到，我们在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投资规模偏大、就业压力上升、土地供给紧张、资源约束增强、环境污染加剧等。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要有新思路，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还要着眼于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改革才能有新突破，开放才能有新局面，才能紧紧抓住和充分利用好战略机遇期，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既定战略目标。
科学发展观要靠人去落实，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关键在于培养和使用好人才。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认识到人才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提到新的高度，于2003年底召开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才会议，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目的是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特别是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医务、新闻和法律等方面的高级专家，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熟悉国际国内市场、具有现代化管理知识和能力的企业家，建设一支合格的、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大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重要保证。
从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到发展是硬道理，从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概念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一条逐渐清晰而成熟的发展思路。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关于社会发展方向、发展内涵、战略目标、实现途径、评价标准、最终目的等一整套发展的理论，实现了我们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上的理论创新，是治国理念的新飞跃。
依法治国―――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缔造了新中国，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法制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毛泽东创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解决了社会主义法制的主体和范围问题，明确了新中国的法律由谁制定、由谁实施的问题。1954年召开的一届人大，确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和一系列法制建设的指导原则,奠定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基本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总结了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批判了人治思想,果断地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思想。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邓小平把民主提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还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的”。依照这些重要思想，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的十二大还第一次把党的建设与法制建设结合起来，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的原则写入党章。邓小平还提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始终维护社会稳定，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这些提法都成为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总结实践经验,面向未来，提出要依法治国。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正式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依法治国的科学内容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个基本方略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当家作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解决了依法治国的主体、客体、标准、宗旨和方式等问题，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民主性和可操作性，既适应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又体现了社会文明进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扎扎实实地推进依法治国，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认真研究制定急需的、基本的和条件成熟的法律法规，及时修改完善已有的法律法规，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夯实了基础，创造了条件。2004年3月召开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认真审议并高票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国家根本大法，使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达到新水平。
新一届政府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设法治政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推进依法行政的六条基本要求和建设法制政府的七个方面目标，其中的核心是：职权法定、依法行政、有效监督、高效便民。就是说，行政机关的权力来自法律，行政行为应当遵守法律，行政违法必须承担责任，行政管理要提供优质服务。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这是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进一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重大步骤，对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水平的创新，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依法设定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设定权限、实施程序、经费保障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对加强国务院及其各部门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除此以外，责任追究制度（官员问责制）开始动真格的。另一方面，政务公开也越来越落到实处。政府听证、开门立法、决策过程公开、吸取公众参与等正在成为政务公开的发展方向。人们高兴地看到，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确保了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这也正是坚持执政为民、廉洁从政，建设一个为民、廉洁、务实的政府的本质要求。
实施软实力工程―――提高综合国力的战略举措
在当今世界的竞争中，软实力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
软实力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国际感召力的因素，核心内容是社会信仰、民族凝聚力、道德规范等。它的作用是经济规模、基础设施、军事实力等硬指标所不能替代的。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具有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就是建国以来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关键就在于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2004年初，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的战略眼光，在《关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果断地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决策。之后不久，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意见》。4月，中央专门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落实这项重大战略部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主要任务是要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研究重点,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中，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形成充分反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形成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骨干队伍。这项工程的意义在于：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升华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通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我们的经验进一步转化为系统的理论认识，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地体现到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文学等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中，形成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第二、是对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贡献。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仍处低潮，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不无担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通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对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个鼓舞，必将对国际社会主义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第三、在人类进步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我国的成功实践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通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这些规律性认识系统化、理论化，是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先进文化，增强我国在世界上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标志，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发挥重大作用。时下，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也在从不同角度总结中国成功的原因，提出了“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有力地说明中国的影响在扩大。相对而言，我们自己的总结无疑最具权威性和说服力。
在软实力中，人的素质最关键。人的素质既包括科学文化，也包括道德水准，后者更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它更多地是靠养成。早在2000年1月，江泽民同志就提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同年2月，他在广东视察工作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谈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时，强调教育与管理、德治和法治必须双管齐下，缺一不可。6月间，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又进一步阐述了法治和德治的问题。次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强调要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将以德治国作为依法治国相配套的战略措施，这是执政党治国方略的新发展。通过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教育，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主要内容，加强诚实守信的教育，增强公民的信用意识，逐步建立起完善科学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在全体人民中形成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和谐进步的人际关系，从而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以德治国还注意把道德建设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结合起来。道德是分层次的，既需要提倡崇高的道德，也需要全社会共同接受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和道德习惯，这就需要紧紧抓住影响人们道德养成的重要环节，广泛深入地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持久的教育。全民道德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实现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而且是建设小康社会使人得到全面发展所必需的，它还可以向全世界展示崛起的中国人民的崭新风尚和精神面貌。
我国现有3.67亿未成年人，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是以德治国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系统工程，在新的形势下，尤其具有战略性。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04年2月专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从推进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出发，要求全党动手，全社会动员，共同关心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这是一件关乎党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关乎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否有发展后劲的大事。这件事情做好了，就可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确保中华民族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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