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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话本小说的转捩点

2004-09-29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何天杰 我有话说

在清代小说中,拟话本的迅速衰亡,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拟话本和章回体本来均属通俗文学范畴,语言通俗易懂,比起文言小说自有传播方面的先天优势,可清代拟话本的生命力非但不及章回体,连文言小说也不如,个中原因值得深思。笔者以为,从清初大名鼎鼎的李渔拟话本着手探究,不失为切中肯綮的途径。

李渔拟话本共30篇,收在《无声戏》、《连城璧》、《十二楼》等几个集子里,创作出版约在顺治后期到康熙初年,其内容基本上了承续了宋元话本到明拟话本的套路,写市井百态,叙人情冷暖,涉猎较广,但大宗仍是情爱与婚恋。此类题材的作品竟占了三分之二,在比例上远远超出了“三言”、“二拍”。他的作品有25篇托言明朝、两篇元朝、三篇宋朝。其中牵涉军国大事、社会变乱者极少。可以说,李渔在题材内容上继承了明拟话本与现实政治疏离的特点。然而明末清初短短三四十年中毕竟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老路已经走不通了。“三言”、“二拍”创作于天启崇祯年间,尽管明王朝鱼烂土崩之势已成,而暂未受到战火威胁的江南依然一派笙歌宴舞,在都市繁华的商业氛围和市民的享乐追求中,冯、凌笔下的男欢女爱故事,用他们的话来讲,还可以“翼飞胫走”,令“争先快睹者”“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轰动一时。而李渔创作《无声戏》、《十二楼》时,江南刚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浩劫,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百业凋敝,民不聊生,还有多少读者会细细品味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与时代精神的脱节,遂成为李渔拟话本的致命伤。

晚明拟话本的共同特点,一言以蔽之,即“文人眼中的世俗世界”。当时的作者尽管自幼大都接受过传统的经史教育,但他们以市井百态为描写对象,认同市井小民的价值观念,对市井小民的遭遇抱着关爱同情。不过,文人气质仍在潜意识层面引导着晚明小说家的创作,使他们未与传统的道德观念相距太远,这就是其笔下多多少少流露出教化思想的根源之一。正是市民观念和文人视野两者间的相互制约碰撞,晚明拟话本不可能过分突出作者自我,小说家形象基本不出现在作品中。李渔则不然,他是将拟话本文人化的第一人。坎坷的经历养成李渔复杂的人格,在他身上,崇道宗经思想和商业意识并存,恃才傲物却与世无争,凡事较真而又豁达自放,既惜福安贫但又不拒绝享受娇妻佳妾、华屋美食。在神州陆沉之际,社会无权要求人人都成为顾炎武、屈大均,可李渔此刻却游离于尖锐的民族斗争之外,和光同尘、随遇而安,他还极力将混世观念纳入小说中。我们讨论李渔对拟话本影响的问题,对此理当重视。据统计李渔拟话本中约三分之一篇什直接写到自己,表现最突出的思想是靠盖世文才赢得美人芳心,宣扬恬淡名利和追逐声色犬马之乐。《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即最具代表性的一例。世家子弟谭楚玉看上漂亮的戏子藐姑,不惜进戏班借学戏以接近并打动了她。在父母横加干预时藐姑投江自尽,楚玉追跳下水,相拥被浪涛卷走;幸得莫渔翁救助,有情人终成眷属。楚玉考中进士后要答谢莫渔翁,莫拒绝钱物,也不随楚玉赴任。莫还常讲些看破富贵荣华的话头,楚玉最终急流勇退,“莫渔翁又荐一班朋友与他,不是耕夫,就是樵子,都是些有入世之才,无出世之兴的高人,课些渔樵耕牧之事”。其实楚玉也好,莫渔翁也罢,都是化了妆的李渔;恬淡出世表象下掩盖的,是清初那批虽心怀不满却又不敢抗争的文人的集体情怀。晚明拟话本中的市民形象在李渔手中衍化为表现文人思想的道具,抒发文人情趣的木偶,既缺少了话本浑朴之俗趣,也与话本表现世俗精神的本旨渐离渐远。因此在自家小说能赢得多少读者的问题上,李渔不太自信。他的老友杜浚在《连城璧・序》中说:“使观者心焰?腾之时,忽如冷水浃背,不自知好善心生,恶恶念起。予因拍案大呼,吾友洵当世有心人哉!”在他不经意的感叹中,倒透露出一丝消息:李渔故事真正能感动的,大约也就剩下他生活圈子中的文人学士了吧!

拟话本在李渔手中文人化了,为了让拟话本不至于离世俗太远,李渔还主张小说传奇化。他在《合锦回文传》二卷回末评语中说:“稗官为传奇蓝本。传奇有生、旦,不能无净、丑。故文中科诨处,不过借笔成趣”,集中表述了其小说观。所以李渔第一部拟话本才会叫《无声戏》,他在《十二楼》中才会提醒读者“各洗尊眸,看演这出无声戏”。因为“稗官为传奇蓝本”,故李渔小说极富传奇色彩和戏剧性,讲述故事强调情节的曲折生动和变幻离奇,不时以尖新之语插科打诨,与戏曲十分相似。而“传奇有生、旦,不能无净、丑”云云,重点在“净、丑”。《闲情偶寄・结构》有云“凡填生、旦之词,贵于庄雅;制净、丑之曲,务带诙谐”,李渔设计小说情节时追求的就是场景的热闹轻松、言行的诙谐滑稽。其“一夫不笑是吾忧”的宣言兼指戏曲和小说,文学的娱乐功能占极重要地位。如何评价李渔的小说呢?小说与戏曲同属叙事文体,两者有亲密的血缘关系,在情节设计、语言构思、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有互通之处。但它们毕竟有许多不同,戏曲最终在舞台上完成,故事在表演中呈现,不容细细琢磨,关目必须一目了然,这与主要用于阅读的拟话本迥异。李渔以写戏曲的方法写小说,力图强化情节及其传奇性。他竭力使小说“外转”,付出的却是牺牲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沉重代价。应该指出,李渔“非奇不传”的观念恰恰是与明清小说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明中叶后,情节淡化、突出人物成为小说主潮,性格小说渐次压倒情节小说。即以晚明拟话本而言,故事与人物地位的轻重消长就十分清晰。而读者既为人物的命运遭遇感叹,也与作者对人物内心世界擘肌分理的刻画产生共鸣。李渔小说以情节为主,故事显得过分戏剧化,巧合误会比比皆是,充满斧凿之痕,令人难以置信。在人物塑造问题上他强化的是文人情趣,漠视了市民的心灵诉求,故此很难继续得到市民阶层整体的青睐。

拟话本创作高峰期是晚明,其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冯梦龙等人没有刻意在作品中用传统观念覆盖市井意识。李渔意识到世俗的重要性,欲求突破,他似乎想通过回归宋元话本以延长拟话本的生命,而他学到的仅是话本故事生动、语言通俗的形式,话本的世俗精神却被他阉割或消解了。拟话本在李渔手里真正文人化了,但浅薄的秉性又使他陷进了庸俗化的泥沼。我们甚至可以说,李渔对拟话本创作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了积极作用。李渔作俑于前,《五色石》、《八洞天》、《人中画》、《豆棚闲话》、《娱目醒心编》等作品效颦于后,加上与拟话本文人化同步而来的教化气味越来越浓,清代的拟话本遂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衰亡。(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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