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老母亲又来电话，唤我回家过节。家在瓦窑堡，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但55周年喜庆日，太忙回不去，不由得想起了今年春节时回家的情景――
寒风一天紧似一天，从北京出
瓦窑堡，这个在“毛选”和中共党史教材中反复提到，又在丁玲等著名作家笔下多次出现过的地方，其实只是陕北高原连绵群山无数皱折中的一个小小县城。我上小学、中学时，全城也就万把人口。狭长的街道全用石板砌就，也不知经过几朝几代的蹭磨，路面像涂了一层厚厚的蜡油，白天晚上总折射着钢锭般乌青乌青的光亮。街道的两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铺面，但除百货公司、医药公司等几家国营门市和骡马大店、大众食堂外，多数已改作民居。城中心的中山门前，另有几家卖凉粉、煎饼和油茶、枣糕的，据说“文革”中都以无正当职业为由迁返农村了。总之，除非是到了“六月六，新麦子馍馍熬羊肉”的农闲季节，或是八月十五、春节等几个大的节庆，这里还有点热闹,平常的日子里，这古旧的县城就像上了年岁的老人，在岁月的风尘里满脸沧桑，显得格外落寞、冷清。
如今回来，可是彻彻底底不同了！
我家原有三孔砖窑，前些年旧城改造时拆掉了，现在的三层楼房是城建局统一规划，公家和住户共同集资兴建的。楼房临街，高门亮窗，一字排开，足有半里路长。一层为出租的门脸儿，二、三层住人。从二楼的窗子望出去，街上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卖灯笼年画的，卖青菜熟食的，呼朋引类，吆五喝六，加上高分贝回旋的音响声，一派喧嚣。那景象，直如一帧活化了的《清明上河图》，若不是有母亲在身旁，真会让人产生今夕何夕、此身何身的迷惑。
吃过饭，母亲便再三催弟弟领我们到街上去转转，说可热闹啦，可时新啦。弟弟也嘿嘿一笑，说：“你以为就你们北京好？瓦窑堡现在也‘红洋’了。”
我们下了楼。由于行人拥挤，从西头到东头，又绕到河对岸新建的“农民街”和农贸市场，整整转了两个钟头。经过的商号店铺，至少要有四五百家。弟弟说，这大多是由进城的农民经营的，要不农村怎能那么富？也有从江浙一带和内蒙古、山西来的，全城流动人口有4万多，加上有常住户口的，近7万，听说过两年就要申报县级市了。
令人惊叹和赞赏不已的，是那些店铺新颖气派的名号,美观醒目的招牌，如：中山摄影工作室、丰采日化城、安徽黄山名茶、国威电器、中山移动通讯、家庭用品批发城、金龙超市、陕西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等。端详着这些五颜六色、目不暇接的牌匾，我一时恍如置身疾驰而过的岁月激流和蓬勃涌来的时代风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及至回过神来，眼角竟有些潮湿。
入夜便是除夕。家家户户的“火塔”一片通红，鞭炮声震耳欲聋。街上的彩灯和高处的灯笼交相辉映，亮如白昼。吃过年饭，我和弟弟又谈起来。
弟弟说，杂七杂八加起来，每月总有6000来块钱的进项。
我说，那你收入比我高。
弟弟在延长油矿下属的子长油田工作，开油罐车。油田去年计划产油23万吨，经过苦打硬拚，年底一举突破25万吨。整个油矿的原油产量，去年达到230万吨，原油销售收入就是50多个亿，税利相加，也有20多亿。
我在延安工作过20年，1988年调离时，全区原油产量也就70多万吨，财政收入不到3亿。十多年时间，能有这样大的跨越，是我始料未及的。
大年初一，我被一阵激越的唢呐声吵醒。按家乡的习俗，今天是不该出门的，只有过了初二，四邻八乡的人们才会络绎进城，走亲戚，闹秧歌，今年这是怎么了，这么早就上街？
原来，那是一幕幕连续不断的“婚礼进行曲”。一家的迎亲队伍刚过去，另一家接踵而来。队伍的前头，照例是乐队，除传统的“响器”外，还增加了电子吉他、萨克斯管等“西洋家伙”，曲牌有古老的《将军令》、《大摆队》，也有时兴的《达坂城的姑娘》、《我爱你中国》等。见围观的人多，各家乐队都在暗中较劲，吹奏十分卖力，悠扬的曲调，欢快的节奏，出神入化，和谐嘹亮。新娘大多披戴长裙曳地的婚纱，也有着丝绸唐装的。新郎则一律西装革履，一个个潇洒英俊，神采飞扬。队伍的后边，是用气球和红绸装扮的车队，小轿车数量不等，工具车上满载冰箱、彩电、立柜、摩托、被褥等生活用品。队伍行进中，不断有人向空中抛洒彩色纸屑，五颜六色的花雨在和煦的阳光中纷纷扬扬，飘飘而下，竭力渲染着婚礼的祥和、喜庆。
母亲神情专注地“检阅”着街上的人流。在偶尔回头呼应大家欢声笑语的刹那间，我发现，她的笑容竟是那样灿烂、生动，几十年艰辛的家务操劳写在她脸上的愁云已不见一丝踪影，定格下来的，只是这迷人的、极富感染力的笑意。
最欣赏母亲的，是我的儿子，他是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的，对老人家格外崇拜、亲昵。这时他一手搂着奶奶的肩膀，一手指着窗外，大声哄逗：“老太太，好不好？”
母亲先是茫然，随即会意。连说：“好，好。”
“文明不文明？”
“文明。”说这两个字时，母亲多少显得生涩。
儿子又问：“满意不满意？”
“满意。”迟疑了一下，又说 “也不甚满意。”
众人一怔。
“太铺排了，太‘能艳’（招摇）了。有钱，也不能这么糟蹋。”母亲说 “你看现在的年轻人，是疯了还是魔了，好好的头发，硬要染得花里胡哨，见天儿成伙结队的，不是打架，就是赌博，也没人管管。”
见要扯开话头，弟弟果断制止：“行了行了，您尽报忧不报喜。老脑筋不改！”
“什么喜哩忧哩？”母亲显然要争辩：“从前的社会……”
儿子显然以奶奶高水平的发言深为自豪，一边向大家挤弄着眼睛，却反过来加入“大批判”：
“老太太，二爸说得对，要与时俱进哩。记住老邓的话：发展是硬道理。”
又是一轮轰然大笑。
这个春节，全家人就是在这种欢快舒心的气氛中度过的。临走时，弟弟特地叮咛，以后不要再往家里捎东西了，北京有的，瓦窑堡应有尽有。
而母亲只是一句话：“抽空儿就回来，北京有什么好呆的！”（题图为瓦窑堡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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