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即是一个通过复古而追求创新的时代，也促成了文体意识中强烈的崇古心理。最著名的是由前后“七子”构成的文学群体。对经典的过分推崇，使他们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偏激口号。影响所及，戏曲创作领域也强化了追求经典的要义，如明代著名戏曲家沈?“每制曲，必遵《中原音韵》、《太和
殆到清初，在金圣叹和毛声山等的推扬中，戏曲领域中的崇古进入了又一个高峰期。如金圣叹赞誉《西厢记》乃“天地妙文”、“千古妙文”，并在评点中全面总结和生发了《西厢记》所提供的艺术经验，并云：“今刻此《西厢记》遍行天下，大家一齐学得捉住。仆实遥计一二百年后，世间必得平添无限妙文，真乃一大快事。”在这种崇古意识的影响下，杂剧也体现出回归元杂剧的基本特征，周亮工论曲推崇本色，专以元杂剧为标准，他在《复余澹心书》中指出：“近日新词竞出，非不靡靡可听，但宾白益工，词曲益艳，其去元人日益远。”（吴伟业、尤侗、王夫之等实际上都是尽力遵守元人规矩进行创作的作家
崇古首先是知识群体的一种自觉心理认知，在艺术创作领域则体现为一种文人趣味，而文人趣味又必然带来对先出之艺术形式的典范意义的尊崇与向往。戏曲自一问世便有“词余”之认知，而“词余”又是“诗歌”之“余”，因此，在心理层面上，戏曲作家宁愿将个体的创作行为归附于合乎身份与道德的理路上。元代罗宗信尊称杂剧为“大元乐府”，杨维桢则声言：“词曲本古诗之流。”
明人的戏曲本体意识更加强烈，沈泰评朱有/ 《香囊怨》杂剧曰：“大约国初风致，仿佛元人手笔，犹初唐诸家，不失汉魏遗意。”经过著名的“汤沈之争”后，明人的辨体意识更加强烈，如徐渭即在《南词叙录》中如此分析：“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声噍杀而立怨’是也。”汤显祖与吴江派的争论虽然集中于音律和文辞的关系方面，却使戏曲本质沿着诗歌化的道路前进了一步，戏曲更加靠近了中国文学结构的中心。文人化也因此文化境域而生成，并逐渐演变为一种戏曲创作风尚。
戏曲的文人化主要表现在“重风化、讲规范、尚典雅、逞才情等文人审美趣味”（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第5页）。传奇如此，杂剧亦基本如是。关于“重风化”，清初人无疑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杜陵容水生在阐释杂剧审美功能时即指出：“杂剧院本，词家之支流也，然出之有道，要不为无益于世。”（《宋琬全集》，第842页）但由于逐渐疏离了剧场走上了案头，杂剧作者在处理创作主体与接受群体的关系时，个体意识愈加凸显，创作主体逐渐与抒情主体发生同构与对应。可以说，对主体性且首先是文人主体性的强调，刻意表达他们的境遇以及因之而来的价值经验与人生思考，构成了清初杂剧创作的主流。
清初杂剧也强调对“规范”的尊奉，如周亮工即云：“元人作剧，专尚规格。长短既有定数，牌名亦有次第。今人任意增加，前后互换，多则连篇，少惟数阕，古法当然矣。”但逞才的强烈需求又导致了对规范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超越。许多作家的创作是为了抒发一己之郁愤，往往置格律、音调乃至登场与否而不顾，如尤侗就公开宣称：“古调自爱，雅不欲使潦倒乐工斟酌，吾辈只藏箧中，与二三知已，浮白歌呼，可消块垒。”（见康熙刻本《西堂全集》）他们在杂剧的创作中追怀前人的精神与价值，摹写自我的胸怀与气度，进而表达才高不偶的失落与无奈，所谓的规范往往成了视而不见的东西。
尚典雅，无疑是从事这种“托体稍卑”的文体的清初作家最为在意的一点。这不仅体现在他们以诗文观念建构杂剧观念的思路，他们对杂剧的描绘多呈现为诗―词―曲的逻辑轨迹，如著名杂剧作家吴伟业即云：“汉、魏以降，四言变为五七言，其长者乃至百韵。五七言又变而为诗余，其长者乃至三四阕。其言益长，其旨益畅。唐诗、宋词，可谓美备矣，而文人犹未已也，诗余又变而为曲。”还体现在他们选择题材的兴奋点以及与之相关的主题建构诸方面。如清初作家往往从情志的角度选择杂剧题材，并将之归附于有关雅正的审美追求。他们多重视选择那些富有情感内涵的故事，构成彼此之间的同构对应关系，借以表达作者之怀抱。
杂剧的文人化不仅促成了杂剧审美风貌的变异，也导致了这种俗文化形式对自己传统的背离。我们知道，杂剧的最终生成曾仰仗了市井社会的繁荣，由文人创作群体所促成的文人化则使它疏离了市井文化的滋养，自觉地完成了接受传统文化规约的过程。客观上，这确实提升了杂剧的文化地位，但同时也促成了杂剧对其所禀赋的质朴鲜活的俗文化传统的背弃。可以发见，进入清初时期的杂剧作品，尽管存在着对元曲高峰地位的敬仰和追求，一些作品也确实保持了元曲的风格特色乃至精神品格，但差距还是存在的。如嵇永仁，作为一位不遇的文士，他长期生活在市井，与形形色色的市井中人交往，其杂剧作品也保有丰沛的市井风情特色，《续离骚》虽取自不同，却都具有一定的民俗色彩，不但题材具有先天的传奇性，具有为市井百姓接受的优越条件，并且它们在进入嵇永仁的创作视野之前，都有着在民间流传的丰富经历；并且非常注意保持了故事的世俗特征，力求做到为市井百姓喜闻乐见。但是，贯注于《续离骚》作品中的却主要是一种文人冲破传统的世俗压抑的精神脉动，这种精神脉动具有“怒龙挟雨，腾跃霄汉”之势，既是对一种文人精神境遇的刻意摹写，也是作者率意表达自己身世之感的艺术表达，体现了在新的时代精神沐浴下文人注重主体精神的洋溢，积极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思想。显然，清初杂剧作家不仅在把握生活的方式上标新立异，审视生活的视角亦发生位移。他们不再刻意于通过琐碎细微的市民生活表现自己的人生追求，也不愿津津于通过市井俗人寄托自己的高标理想，他们试图重新确认自己作为文人的特殊地位与价值，在繁复的引商刻羽中，在对前代文人奇闻逸事的怀想中咀嚼虚幻的人生梦想和生活情志。这样，以雅为美便成为清初杂剧作家的共同的艺术追求，杂剧之审美风貌因之而大为改观，“雅”逐渐发展成为最鲜明的审美特征。（作者为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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