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之所以形成一个含义固定的文化概念，最主要的标志是河图洛书。《易经・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是关于河图洛书的最早记载，但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样子，《易经》中没有绘图，也没有具体的文字解释。先秦时期的其他著作如《管子》、《墨子》等书也提到河图洛书，但都没有绘出图形。汉代
其一，河图洛书中的黑白两种圈点和八卦中太极图的道理相同，代表着阴与阳，五居中央表示五行居于核心地位，而阴阳五行代表着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河图和洛书中都是单数为白（明），双数为黑（暗），这和古代关于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认识是一致的。河图和洛书都是四方加中央的方形布局，和八卦的基本方位也很相似，合成一幅完整的图，表示阴阳五行所生成的物质与物象居于一个统一体中，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相生相克，和谐发展。这样的组合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于天地生成、宇宙存在和物质运动规律的根本认识。
其二，河图中一至十的排列，洛书中一至九的排列，按照自然数的顺序，无重复数字，也未缺少数列中的某一基本数字，秩序井然。这表现了古代中国人对于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有序性的认识。河图洛书数字排列的位置，上下左右交叉安排，错综分布，大数小数调配适当，隐含着一种内在的规律。尤其是在洛书中，横行、竖行及对角线的每一组数字之和都等于15，这种特异现象十分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的思想方法―――均衡思想。
其三，河图洛书中的数字概念，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数学成就。洛书中的数字排列，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幻方或称纵横图。在近代世界范围内数学的发展过程中，幻方理论是数论的组成部分，即在边为n单位的正方形方格中填充适当的数字，使横行、竖行及对角线的各组数字相加之和都相等。中国古代对于幻方的认识比西方国家早一千多年，东汉时就出现了每边为3的幻方，称为九宫，这是在八卦的基础上推演出来的，即八卦的八宫加上中央合为九宫。《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上疏禁绝图谶等迷信活动，疏中有“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语，说明当时已有术士利用九宫进行占卜。而从数学的角度来看，九宫就是幻方。三国时徐岳《数术纪遗》中说：“九宫算，五行参数，犹如循环。”甄鸾注解说：“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北宋时出现的洛书图样，与东汉时的九宫完全吻合，很有可能是陈抟把九宫的幻方结构附会为《易经》中的所谓河图，后来又被刘牧改指为洛书。到了后来南宋时，幻方理论又有新的发展，杨辉在所著《续古摘奇算法》中列出了边为3、4、5……10的纵横图，他显然受到所谓洛书的影响。
其四，与洛书相关的《洪范九畴》，其内容为古代政治学中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这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说洛书即《洪范九畴》，或者说大禹依据洛书创立了“洪范九畴”，都反映出洛书和《洪范九畴》的密切关系。《尚书・洪范》篇中记述周武王向箕子询问治国之道，箕子便向武王讲述了禹接受上天给予的《洪范九畴》的内容，即“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云云。所列九条是禹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其中包括治理天下的哲学思想基础―――阴阳五行学说，执政者的五项基本素质与条件，治理国家在八个方面的基本职能以及历法、礼仪、祭祀、占卜等方面的规定与要求。这些方略在国家形态的原始时期相当全面地规划出治国的大政方针，后来历代的治国方略尽管不断更新内容，但是在治理国家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如建立集权、因政设职、崇尚道德、协调关系等方面，则大抵沿袭着《洪范九畴》的基本思路。
其五，关于河图洛书产生的传说本身，还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君权神授思想和天人感应意识。原本的历史事实很可能是伏羲创立了八卦，大禹制定了《洪范九畴》，但却由于河图洛书的传说而把这两项重要的文化成果归之为神的授与，而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伏羲和大禹，便成为上天与神的权力与力量的体现者。于是，河图洛书就带有极大的神秘性，同时也具有了崇高的权威性。
河图洛书产生于河洛，也产生于中华文化生成的大背景之下。它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也必然传递出中华文化的复合信息。河图洛书的广泛传播，对河洛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持续生成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明清两代不少学者对于河图洛书的真实来源及原本含义提出了一些疑问，但后世人们出于对中华古代文明的深厚情感及长期受传统文化熏陶而形成的思维定式，对河图洛书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直到今天，人们在论及中华文化的起源和代表性文化成果时，仍然推重河图洛书。河南孟津有“龙马负图寺”，据说是“河出图”的地方；河南洛宁长水有“洛出书处”古碑，据说是神龟负书而出的地方。这两处遗址都经常有专家学者前往瞻拜。北京“中华世纪坛”的世纪大厅里，建有浓缩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圆壁浮雕，就以河图洛书为第一组，以太极八卦为第二组。这样的事例说明，河图洛书和太极八卦一样，其文化内涵及象征意义是与时俱进的，对于表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来说具有永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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