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逝世已有18年，但是18年来关于丁玲的话题和评议仍在继续着，这说明她作品生命力的存在，以及她的经历、品格和精神的魅力。
丁玲这一生历尽磨难，但她的灵魂始终坚强。在20世纪的中国，没有哪个作家像她这样，一生中在荣辱毁举间，经历过如此巨大的落差！
我在1953年在文讲所学习时被分配到丁
我曾多次随同她去东总布胡同22号文协（作家协会前身）机关，那大约是一个过去的王府吧，院子两旁有长长的回廊。丁玲每进到院中，人们几乎就像欢迎女王似地迎接她，前呼后拥着，欢声笑语，她很受爱戴啊！这是我亲眼目睹过的。可是，曾几何时，到了1957年，丁玲忽然间又成为被批评和声讨的对象。
丁玲的心在泣血，但脸面上还勉强维持着平静，承受各种污蔑和指责。啊！要有什么样的毅力才能支撑起生命中这样巨大的落差呢？
丁玲的一生有许多面临选择的关口，从她每一次选择，都可以看出她极坚强的毅力。
30年代时，丁玲曾做出一次她这一生中很关键的选择。
丁玲说：很多人都以为她是受了胡也频的影响才革命的，实际不是。她18岁离开家乡湖南到上海，就在陈独秀、李达等共产党人创办的平民女校读书。接触过像瞿秋白这样共产党领导人。丁玲后来到了北平，认识了胡也频。丁玲说：在北平时胡也频对革命没有什么接触，他只是一个爱好文学的热血青年，和沈从文是好朋友，他写的文章，沈从文拿去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丁玲说她自己从来没在北平的报纸上发表过文章，她恨透了京派文人。大革命失败后，她感到迷茫，期待落空，梦想破灭，愤世嫉俗。在这样心态下，她写了《莎菲女士日记》、《梦坷》等，寄给上海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叶圣老是在来稿中发现的，以头条位置刊出。在文坛丁玲可以说是一炮走红，名声大震。她很感激叶圣老，终生都视叶圣老为师，凡有叶老在，绝对是末座相陪。在写作上丁玲似乎找到了灵魂的依托和归宿。不久她去了上海，加入了“左联”。胡也频是受丁玲的影响才接触左翼文学并参加革命的。丁玲说，胡也频这个人的优秀之处是，一旦接受了，参加了就奋不顾身。丁玲说在这方面自己不如胡也频。她接受革命较早，但感到自己生性自由惯了，生活上喜欢随意一些，害怕不能适应党内的纪律束缚，她愿意在党外，用自己的创作为左翼文学贡献力量。是胡也频的牺牲激励了她，她感到自己不能再在党的外边徘徊，决定了要入党。这是在丈夫牺牲以后，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做出的决定，这一行动称得上悲壮。丁玲说，她既然决定参加了，就再也不会回头。
她的一生证实了这一承诺的坚定。
另一次选择是，当她千方百计从国民党囚禁中逃出来，找到党组织以后，她要求到陕北苏区去。当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本希望她能留在上海工作，但她坚持要去陕北，后经中央批准，她如愿以偿了，只感到心在飞翔。
当时谁都知道，红军长征初到陕北，革命正处在极艰苦的环境下，但丁玲不在意这些，她把革命当作灵魂的归宿，渴求在那里找到心灵的自由。
丁玲没有想到20多年以后，命运让她又一次面临选择。
在1957年夏季那段唾沫飞溅、辱骂横飞的乱哄哄的日子过后，她被戴上帽子，清除出党，真得重新做人了！
如何处置她？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对丁玲曾有过这样一段谈话，说：考虑到丁玲的年龄，可以不必下去劳动，留在北京做做研究工作或者搞创作。还特别说，对冯雪峰也是这样处理，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
丁玲说，对这个处理意见她曾经心动，《在严寒的日子里》这部作品她已蕴酿多年，书中的人物经常萦绕在她心头，她实在希望这些人物能尽早与读者见面。但是，她能留在北京吗？孤独、愁苦和耻辱将使她的心灵萎缩不堪，在这种处境下，哪还会有情绪去创作？她决定选择下去，到北大荒去，她的丈夫陈明在那里，她要把自己沉到生活的最底层，在普通的老百姓中间，胼手胝足。只希望有一天能和普通人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这一年她54岁。入党22年。从她发第一篇文章算起，也有27年了。
丁玲在北大荒一待12年。其中在1962年，作家协会曾想让他们回到北京，但丁玲不想离开北大荒。她在这里熟悉了，人们也逐渐了解她，老百姓觉得老丁这人不错。加上王震将军的关注，农场给了丁玲可以写作的条件。僵死的心开始复苏，她又可以用笔了。
谁也没有料到，又来了一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在丁玲身上会施行什么样的专政，是不难想象的。看到她每天受折磨，有好心人曾说：这哪是人过的日子？还不如死了吧，死了就不再遭罪了。丁玲当然不会去死，她不会作这样的选择。想不到的是噩运解救了她，北京来人，把她关进秦城监狱，人身反倒安全了。关进监狱5年以后，发配她到长治县嶂头农村，直至1979年末。
经过20多年的含辛茹苦、雨露风霜，生活终于露出曙光，在70年代末，丁玲又回到北京，但是并不轻松，她好像又将面临选择。文坛形势对她仍然复杂，她将怎样应对，又以什么面目出现在文坛呢？丁玲是大作家，蒙冤受屈多少年，受的苦难太深太重，社会对她似乎有种期待，认为她应该有对伤痕的描写，只有一篇《牛棚小品》太不够了，应该有更多对苦难的叙述。
丁玲是怎样面对的呢？1979年末，第四次文代会期间，高莽为丁玲画一幅像，拉我一起送去给她看。她很高兴，认为画得神似。高莽请她题辞，她略一思索，提笔写了“依然故我”四个大字，我想这几个字的后面，拥有她心灵上太丰富的内涵。她这是在宣告：丁玲还是那个丁玲，她的心，她的感情，她的灵魂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的。
美国华裔女作家於梨华女士曾来访问她，丁玲那时回北京不久，还没正式安家，暂住在友谊宾馆内。谈话间她向於梨华讲述北大荒的生活，她在北大荒养了8年鸡，已经成为饲养能手，还讲了一些饲养方面的趣事。丁玲讲提很轻松，於梨华说：丁玲是世界知名的大作家，不许你写作却让你去养鸡，这不是对天才的糟蹋吗？你又怎么忍受得了呢？
丁玲沉默有顷才回答：我爱我的文学事业，但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可以在任何处境下去做任何事情。在延安我们参加过大生产运动，劳动对我不是负担，我要求自己不把这看做耻辱。我是作家，下到基层去，更接近了人民，从另一个角度想，这对作家还是难得的收益。
对丁玲这些话，有段时间我总在心里琢磨。你吃了那么多苦，受尽屈辱，遭了大罪，正在创作上最成熟的时期，被迫搁笔20多年，怎么竟会是这样的心理状态？矫情吗？故作姿态？又不像。这些话不只是在公开场合讲，私下里朋友间聊天也是这个态度。有一次在纪念“七一”的座谈会上，她很动情地说：马克思主义和党是我青年时代的追求，是经过多少挫折和徘徊，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在任何处境下我都不会有丝毫动摇。我何心诉苦，埋怨也没用处，我受难，党不也在受难吗？共产党员对党只能一往情深，不能和党算账，更不能去讲等价交换。
她讲得真诚。我年轻时在她身边工作过，不敢说对她有多了解，但知道她绝不是个虚伪的人，不是个做戏的人。这些话我相信是从她心底发出的。只不过因为时空的转换，社会心理的变化，又加文坛上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这些表态被稍加引伸就蒙上了另样色彩。
这些流言使她愤怒，她讥诮地说：现在宣传我“左”的人，就是当年打我“右”的人。随他们左右说去，丁玲还是丁玲。
丁玲是有自己的选择的。但归根结底她是作家，她的作品摆在那里，无法抹杀。有作家评价：“丁玲是一座大山，一条大河，一道悲壮的风景，足以妆点照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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