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当下文坛，我们不难发现作家高产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表现在绝大多数中青年作家每年少则写四五本书，多则要写七八本书乃至更多。于是，一个高产作家的作品，在书店里一摆就是一长串，让人光是读读书名就眼晕，以致使人往下翻阅的勇气都没有。许多高产作家，在广大读者的眼中，也因此不再称为作家，而是称之
因写得有点多而首先表达“惭愧”心情的是曾经引领先锋写作的作家余华。他先是为自己的作品还没有写到200万字而“惭愧”，于是准备加大自己的写作速度，努力向自己心目中的既定目标前进。然而，让余华自己也想不到的是，自从赴美讲学半年回国之后，却带回了另一种新的“惭愧”：不是惭愧自己写得少了，而是惭愧自己已经写得够多了。因为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过程中他意外地发现，与那些令他崇拜不已的许多优秀欧美作家相比，自己的作品数量已明显地超出了他们一生创作的数量。原来“他们是用写五本书的精力去写一本书，而我们的作家是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写五本书。”其结果当然是，数量是不断上去了，可质量却是不断下降了，甚至是愈来愈糟糕了。应该说，余华作为一名实力派作家，他的这种“惭愧”是发自于内心的，绝非一时的作秀。
因写得过多而首先发出“忏悔”声音的是女作家赵凝。她之所以“忏悔”，是因为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写得实在太多了，简直有泛滥之势了。仅2001年就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被文坛称为“赵凝旋风”。即便是2003年“非典”影响而导致书市不景气的情况下，也依然推出了6本新书。而自从内心开始反省直至有了“忏悔”的念头之后，出书的“数量”得到了有效控制，出书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表现在2004年内，长篇小说新作仅推出了《夜妆》，从来自于图书市场的销量还是文学界的评论来看，反映都不错。于是，也就有勇气在《文艺报》（见2004年9月7日）上公开发表《一个女作家的忏悔》一文，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高产“当红”作家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和“当红”演员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作家如果不从作品的质量上下功夫，演员如果不在角色的表演上作努力，那么，再怎么“当红”的作家和演员也只会是过眼烟云，读者和观众很快离开你是必然的事，因而希望“我的忏悔能给文坛带来一些有益的东西”。
无论是余华的“惭愧”也好，还是赵凝的“忏悔”也罢，其在当下文坛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只知一味地给高产作家以热烈的掌声，那么我们就得不断忍受低俗作品的严重困扰。事实是，仅就长篇小说来说，近几年全国的平均年产量已超过了1000部，但其中能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精品力作并不多，能震动当代文坛乃至影响深远的作品更是寥寥无几。面对如此不大正常的文坛怪现象，相信广大读者和大多数作家都不会满意。而倘若我们的“高产不高质”的作家们，都能时常有一点“惭愧”的心情与“忏悔”的勇气，不以写得多为荣，而是以写得精为荣；不以写得少为耻，而是以写得滥为耻，那么我们的文坛肯定会少一点喧哗与躁动，多一些生机与活力，广大读者也才会不断读得到优秀的作品。须知，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学并不是靠数量来说明的，而是靠经典，靠精品。
无可疑问，从余华的表露“惭愧”到赵凝的公开“忏悔”，我们看到了优秀作家不可或缺的另一种品质，即“适时地自觉与自省”。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倒是希望中国的高产作家们，都能像余华和赵凝一样在“惭愧”与“忏悔”中适时减点“产”，毕竟作家写作与农民种田还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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