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研究与开发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鸿沟――科技研究与开发游离于企业:一方面,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远离企业和市场,研究的许多项目目标不明确,甚至不符合市场需要;另一方面,企业缺乏强有力的研究开发机制。近20年,中国企业进步非常大,但这个进步基本上不是靠企业的技术创新,而是靠引进成果。引进是要受到限制的,别人不可能给你第一流的技术,所以,靠引进推动中国的科技产业发展,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将各部所主要搞应用科学研究的机构转变成科技产业。这些科研机构有足够的科技人员和科技水平,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中国科技产业中新的生产力。但从过去习惯于吃皇粮到自己在市场中学会游泳,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需要国家的扶持与帮助。此外,企业本身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要依赖于体制的改变,依赖于企业家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现在许多企业发工资都成问题,当然不会去考虑研究与开发。因此,首先要解决国营企业亏损问题,一旦这些企业能自立于市场,企业的经营观念就会随之改变,就会自觉地将企业的存在与发展和能否不断地得到新的技术创新联系在一起。
科技企业的发展和科技创新相联系,技术的创新又和科学的创新相联系。中国科学院有创新工程,教育部有跨世纪行动计划,这只是从各个部门的现状出发制定的。如果只从部门利益出发,那么就会有肥水不外流的想法,就只能去组织本部门内部的最高水准的力量,但却不是全民族的最高水准,就有可能出现低水平重复。所以,从长远考虑,中国必须有一个立足于全民族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这个体系应超越各部门各单位,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将国防科技创新包括进去(国防系统如果不和全民族的创新体系联系起来,就不能组织和调动全民族的智慧,就会妨碍国防力量的增长和国家的强盛)。
创新体系的建立、发展与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紧密相连。科技创新人才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科学研究前沿全神贯注、忘我地进行深刻研究和知识积累的人,他们不断地突破,不断地获得重大成果,对国家对民族做出重大贡献;另一种是具有丰富经验的学术领导人和组织者,他们能够根据当前国内的需要和国际动向,预测、判断并思考本国的科技发展方向,同时组织、团结一批人为之努力。这种人往往不能集中太多精力在第一线具体进行学术研究。
一般地讲,20岁到40岁之间是人生最具创新潜力的时期,处于这种黄金年华的杰出青年应该将全部精力集中在科学前沿的创新突破上。随着成就的积累、知识面的丰富、知名度的扩大,他们会获取更多的资金与支持,并在一定时间内自然地转变成为一个学术领导人。
现在,国内有人讨论诺贝尔奖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都在欧洲,美国很少;战后,诺贝尔奖开始不可逆转地转向美国,这是因为它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的结果。当代的科学技术虽然已经在中国生根,但与欧美国家相比,我们仍然是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科研原始积累不够、产业背景不强。很多科学思想的实施与产业背景有直接关系。过去中国是计划经济,一个产品可以吃上几十年,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创新,这就使我国的科技创新缺乏最直接的原动力。现在我们在不断地进行体制改革,就是为了解决我国科技创新的机制和原动力。如果在今后几年内,我们能将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难点比较顺利地解决,保持社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诺贝尔奖将不可逆转地转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