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年，李贽在狱中自尽。一个自言“七十老翁何所求”的老和尚又怎么会身陷缧绁而有性命之虞呢？从吴根友教授的新著《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来看，李贽之死是由于他对中
吴著首先在研究方法上有个自觉的反省。他总结出明清学术思想史研究中曾有过三种主要范式：开明清学术研究风气的梁启超之“文艺复兴说”；稍后的钱穆以及余英时的“内在超越说”；侯外庐、萧?父等的“早期启蒙说”。这三种研究范式分别在两大理论难题―――古今和中西问题上，立场各有侧重。吴著则在主要继承“早期启蒙说”理路的基础上，兼及其他诸家，采取了一种近似亦中亦西的“比较现代化”的视角。他坚称“个体的存在先于任何文化的教条”，使中西传统在人的真实存在这一层面上达成了基本共识。即要以无论古今中西都一样的个体真实自然的普遍诉求，作为寻求社会变迁的终极尺度，以此避免本书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现代化的研究被贴上追求价值观“西方化”而非“现代化”的标签，从而使中国思想的变动与世界史的大致走向统一起来。这与作者对“贵我”精神―――自然、自由、独立、平等的个体意识之确立的重视，是相一致的。总之，从普世一元性与民族特殊性两个角度对中国价值观念变迁史进行的双向开掘与反思，较之当下流行的非中即西、非此即彼的论说范式，在方法上有了一定的突破。
除此之外，本书还秉承了“早期启蒙说”的宏大叙事风格，有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努力，较好地处理了哲学史研究的“纯化”与“泛化”的辩证关系。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和中国现代化曲折进程一样，是一个历史内部连续与断裂、继承与创新的矛盾不断交织演进的过程，充满了多维性、曲折性和复杂性，可以说是在“社会互动、内外交织”中初生发展的。因此，吴著自觉地将明清之际的哲学研究与社会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从经济、政治、哲学、科技、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综罗发微，条分缕析，系统展现了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这一长达三百年的中国现代价值观念变迁的立体图景。其中，文学、戏剧等艺术形式中所折射出的社会思潮与价值取向，因其较之于纯粹理论著作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社会影响力，尤为作者所重视，着力甚多，是为本书一大特色。没有古代价值观念，就无所谓现代价值观念。吴著在内容上首先辨明了中国古代价值观的内涵。宋明学术在高扬心性本体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个人心理自觉与忍让为基本价值原则的一整套泛道德主义价值观念体系。它虽然重视个人道德的社会作用，但却缺乏公德意识，极端表现为对恶的容忍与漠视；它虽然重视个人道德对权力的必要性，但却相对忽视了权力运作的复杂性，没认识到公共权力可以腐蚀人的德性。并且，由于对知性重视不够，从而使得道德实践脱离了具体生活层面而流为空头说教。吴著认为，除以李贽为代表的“贵我”精神之外，中国现代价值观在明清之际还表现在另外两个方面：关注道德之真诚与事实之真实的“求真精神”；哲学从先验的道德理性走向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及其所提倡的“即工夫即本体”的经验论思维模式。作者不仅认为这三大核心价值观念是自生于中国传统内部的，而且“也是现代文明的核心思想”。“诸如人道、科学、民主、人权、自由、平等等一系列现代价值理念都是这三大核心价值观念在道德、政治与科学领域里的引申性表达。”
（《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吴根友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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