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时期，江西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之一，其经济与人文之繁荣昌盛，实为国内其他许多省份所不及。但在此之前，由于文献记载的片面和不足，这一地区却历来被视为是“南方卑薄之域”。1949年以后
距今2万至9000年的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出土了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栽培水稻和最早之一的原始陶器；瑞昌铜岭铜矿遗址，是中国开掘时代最早的商周古铜矿遗址；商代晚期的樟树吴城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大墓，揭示了长江中游地区发达的青铜文化和古方国的面貌；贵溪龙虎山春秋战国崖墓，撩起了古越族经济、文化的神秘面纱；商代鹰潭角山窑场、中古时期的洪州窑吉州窖、元明清景德镇窑等遗址，鉴证了中国古代陶瓷文化的繁荣；而进贤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则证实了白酒酿造始于元代的中国。这些发现，正如徐苹芳先生所说，都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近，由孙家骅、詹开逊两同志主编，以反映江西现代考古成就为主旨的《手铲下的文明》一书出版了。该书以上述重大发现为主干，概括性地介绍了江西半个多世纪中最重要的考古成就。一卷在手，不仅可以对江西考古业绩和学术史有基本的认识，而且可以对中国考古学一些重大问题有所了解和启示。像上面提到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化起源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该书系邀请亲自参加这些发现和研究工作的专家们执笔撰文，将发掘经过、遗址和文物情况、学术价值以及相关问题与背景知识详细地加以叙述和介绍。这些专家数年甚至数十年来一直在从事着有关遗址及其文化内涵的发掘和研究。因此，该书各篇虽然写作的时间并不长，但实际上却是作者们长期艰苦劳动和心血的结晶。其文字均为行家之言，叙述细致准确，问题感和科学性都很强，而且笔端常带感情，令人难忘。
最后我想说的是，考古学家当然要在自己的领域深入探索，但不应忘记还有一项重要责任，这就是为大众和社会服务。严肃高明的学者尤其应当承担起这项责任。当我们对书刊和传媒上众多粗制滥造的“戏说”和胡说义愤填膺时，是否想过其深层的原因？是否想过用“正说”去宣传和教育大众？文化史上不乏这样的启示：一种学问的艺术，无论如何精深典雅，一旦只有小圈子内的人孤芳自赏，也就难以获得新的发展和旺盛的生命；而只有适应时代变化，适应广大民众和社会的需求，才能有广阔的天地和真正的繁荣。我完全同意一位作者在书中所言：“考古学是人类知识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今天，已经让考古学家越来越感到，它不再是仅属于考古学者的事情。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开始充分意识到考古学者对于知识进步、文化创新和社会发展的责任，考古新发现应与当代社会的知识系统和信息时代互动。”我以为，《手铲下的文明》一书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的努力和贡献。
《手铲下的文明》孙家骅、詹开逊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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