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宾：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李怡章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朱高峰
上海宝钢集团能源部部长邹宽
“教授级高工”的尴尬
记者：我们出去采访，经常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称呼，就是某某人被称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这是怎么回事呢？现在为什么很多工程科技人员不愿意走工程师的路，而更乐意走学问之路？
朱高峰：工程师是要踏实工作在第一线的，相对工作环境比较艰苦，比如地质工程师等，在没有重大成果出现以前，都是很默默无闻的。但其实从事研究也需要坐长时间的冷板凳，而且我认为，动手能力对科研方向的明确和科研成果的取得很有帮助，所以，工程师未必没有“学术能力”和“学术机会”。但现在，由于工程师职称评定制度还不完善，高级工程师相当于副教授，从名称和待遇上来讲，本身就是“承认”教授要比工程师出色。现在出现了很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这也是对作出很大贡献的高级工程师们的无奈之举。
邹宽：其实，教授和工程师只是分工的不同，二者之间没有谁比谁高，谁比谁低的问题。但在当前，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在大部分中小企业中，没有很多的钱进行科研，工程师们主要进行维护工作，没有多少科研创新。不像从事基础研究的教授那样容易出成果。社会把焦点集中在教授身上，自然公众就会更加“偏向”教授。教授待遇是由国家来保证的，教授从事项目研究还有很多优惠政策，但工程师的待遇是同所在企业效益挂钩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不如教授稳定。另外可能跟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关。中国人传统上就是比较重理轻工的。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现在很多大型企业都设立了研究院，有些还设有博士后流动站；我们宝钢研究院一年的科研经费几个亿人民币，不客气地说，我们的创新成果比很多大学都多，我们工程师的科研水平绝对不比教授差。
李怡章：我知道中国的“教授”或者“研究员”可能把研究作为职业，研究是他们的专长，但作为工程师应该用两只手工作，一方面认真研究，另一方面要和社会密切交流。
“行政工程师”还是“注册工程师”
记者：请描述一下您所了解的工程师的生存状态。如果说工程师的发展受制度障碍限制的话，有哪些制度影响着工程师？
朱高峰：在我国，工程师是一种技术职称。“文革”以前，工程师完全是通过行政任命的。那个时候工程师分为9个级别。“文革”以后，职称评定基本形成了制度。工程师职称分为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两种。虽然人事部门也指定了学历要求等一些硬性标准，但是评定的具体标准和细则还是各个单位自己掌握的，没有统一的标准，基本上也是靠工龄来晋升。
目前，在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中，技术职称还是同薪酬挂钩的。因此，很多人被评为工程师，基本是解决薪酬问题。虽然人事部门和行业协会也制定了一些硬性标准，但评定的具体细则还是由各个单位自己掌握。因此，各个单位工程师的水平有很大差距，也出现了很多不是工程师的工程师。换句话说，大部分工程师在中国是不可流通的，一个单位的工程师到另一个单位就不一定好用。人才不能流通，完全不适应当前市场经济的需要。
在美日等国家，工程师不是同薪酬挂钩的，而是一种执业资格。产生的方式不是行政评定，而是由行业组织来统一考试。参加考试的人首先必须获得由行业组织认定的大学学历，并具备若干年的工作经验。获得执业资格的人，还要定期复核。我国应该建立也迫切需要建立注册工程师制度。因为我们国家目前的工程师评定制度不能同国外接轨，不能被国际上接受，因此出现了很多麻烦。以建筑业为例，出现了不少我国企业在国际上承包的工程，从设计到施工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可是到最后我们的工程师却不能签字，一定要聘请外国工程师来签。当然，他们在签字之前也会对工程进行审核，但是他所付出的劳动同他获得的薪酬是不成比例的。
李怡章：其实世界各国的工程师也都有类似遭遇，大家可能都有这样那样的抱怨。1985年，美国工程界从业人数达到巅峰状态；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工程师队伍仅剩6万人，主要原因是“寂寞”和“待遇差”；如今，美国的工程师中“老外”越来越多。而英国也有人认为工程师教育过于专业。他们说，“光数学就得啃上整整两年，而换来的社会地位却不及这些努力”。但是，工程师是“用科学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人”，一个国家的科研能力，最终要反映到工程的实现能力上。所以，工程师应当保持他们应有的地位。因为，只要“有事可做”，工程师的价值就会得到承认。中国是一个很注重工程的国家，现在中国正处在高速发展期，工程师的机会很大。
邹宽：在宝钢评工程师大概有四个标准：一是资历，也就是工作年限；二是工作表现，主要是看能不能在工作中解决实际问题；三是外语；四是有没有论文发表，或者有没有参与公司的技改或科研项目。与国内其他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相比，在宝钢，工程师这个技术职称是不与薪酬挂钩的。薪酬主要同岗位挂钩。但行政职位是有限的，为解决工程技术人员的待遇问题，没有设立总工制，而是在各个部门设立了首席工程师这个职位。首钢从国内外招来的100多名博士，其中有些已被其所在部门聘为首席工程师。
“动手能力”最重要
记者：那么，优秀工程师的成长需要哪些环境呢？
朱高峰：一是必须拓宽知识面，在对工程师的教育上，必须坚持人文科学与工程技术相结合，学一点文学、音乐、美术、历史、哲学、经济、法律等“文科知识”。二是要加强实践，提高实际动手能力。三是要有好的品德教育，除了基本道德规范之外，要有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因为工程师要造福社会，就要对自己所承担的工程有负责任的态度。
邹宽：相对来说，中国的工程师更喜欢“动脑”，而不太善于“动手”，这严重制约了工程师的创造能力。工程师是需要有很强的动手能力的，我们在培养工程师时，很注意“弥补”这一点。对于刚刚分来的大学生，要到生产第一线去工作，承担一定的技改项目或科研工作，培养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动手解决问题、发现问题的能力。国外对此也很重视，比如法国，专门成立了3所理工大学，培养年轻工程人员尽快适应企业工作，他们正准备把这种模式搬到上海，准备在5年内给予1000名中国学生培训的机会。
李怡章：世界面临的危机，一是安全，一是贫穷；发展中国家有两个重要的事，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本土有许多中小企业需要新技术来经营；工程师应当在基础建设和中小企业中发挥作用。未来需要复合型的工程师，需要有全球胸怀的工程师；应当在全球建立一种工程师资格互认的制度。全球化概念对新一代工程师来说至关重要。要有力地促进世界各国工程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世界技术创新的进程，必须让年轻工程师具有世界眼光。世界眼光不仅仅是“引进来”，还要“走出去”。知识外流完全控制是不可能的，中国要想成为科技强国，也不能控制知识外流，唯一的办法是合作。我们正在研究成立东盟研究院，推动东盟与亚洲三国的合作，希望中、日、韩工程院给予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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