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山大学80华诞。中山大学80年的发展历程，与中国现代学术成长的历程相互伴随。了解中山大学的学术发展，是了解中国现代学术整体状况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山大学的现代品格与学术定位
1924年，孙中山先生发布命令，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
孙中山创立中山大学，一开始就给出了现代定位：这所大学，既要为改造中国社会努力，也要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努力。于是，中山大学成立伊始，就区别于过往的大学，既不是一所为旧政权提供智力支持的官学结合机构，也不是为留洋学生准备的预备训练场所，更不是单纯陶冶性情的知识灌输之地。它是一所切合中国时代变迁需要的大学。当时中国社会变迁所急需的现代理念、所必须的现代知识体制、所借重的现代运行机制，都在这所新成立的机构中整合起来了。
对创建中山大学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政治家们，对中山大学的现代品格有睿智的陈述 “惟大学之基本价值，终在学术，今后中国之改造，亦在于科学的发展。故私以为中山大学之前途，应以学术的价值为体，以政治的价值为用。”这是在中国特殊情景下，对于现代大学品格的比较准确的认识。尤为关键的是，关于中山大学的现代学科布局，创校先贤也有明智的识见：建立文、理、医、农、法等学科。这对于中国社会的价值、对于大学的意义，显而易见。在大学成立之初，即如此这般地系统筹划，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文科，被确认为“综合大学的生命”，是“民族文化的主动力”，“只要真把文科办好，革命的前途，便有八分的把握”。这可以说是中山大学文科学术发展一直长盛不衰的认识基础。理科，被认定为“一切科学的基础”。它是“世界的”，可以求之于世界，因此发展的希望和前途有保证。这可以说是此后中山大学理科发展的观念根基。医科，被认为是改良人民生活的方式。因此，大学要加大力量发展医学科学。农科，因为关系到广大人民的生活素质，对于改造中国政治，改造中国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因此需要花费巨大功夫。后来中山大学的医科与农科一直居于全国的领先行列，不能不说与这一认识有密切的关系。法科，因为关系到官吏廉洁、行政清明，因此也是一所现代大学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学科。
创立中山大学的政治家们对于中山大学的现代品格做出了比较合理的规定，也就对中山大学形成现代学术品格提供了思想基础。自开校至今，学校得以延揽卓越人才，促进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与发展，与中山大学鲜明的现代品格紧密联系在一起。鲁迅前来中山大学任教的时候，就“革命”与“读书”这一中国现代大学的双重主题发表了极具启发意义的演说。他阐述了“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中山大学精神。而顾颉刚在致中山大学同学的信中则特别强调了“在学术界中做些成绩给大家看”的意图。到后来陈寅恪先生更将这种学术追求的特质概括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与独立的精神”。从而将中山大学的现代学术定位在中山大学的现代品格铸造过程中，更为鲜明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中山大学的现代品格是由政治家与学问家们共同塑造出来的。中山大学的现代学术，是由学问家们站立在现代世界的学术前沿精心建立起来的。中山大学得以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和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中山大学在中国现代变迁中成功地建立起两种优良传统：关注中国的现代转变，关注中国的现代学术，以学术的眼光将现代的变迁加以描述、进行改良、提高品质。这是中山大学的精神风骨。
中山大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
上世纪20年代，正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关键时期。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具有相当大的差异。简单地讲，传统学术服务于政治的特性较强，科举制度强化着这一特点。在学术划分上，按照经、史、子、集的划分将学术成果加以归类。学术倾向表现为叙述与创造的对峙、崇拜历史与解释当下的脱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现代学术具有学术的独立性，它不从属于政治，建立起依据于学术研究的、独立的现代大学体制。现代学术按照研究对象的性质、分门别类地研究客观世界，从而形成由哲学、历史、文学、法学、数学、生物、天文、地理、农学、商学、医学等学科组合而成的现代学科体系。现代学术描述我们所在的自然世界、社会环境，并设计或构想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方式方法。在上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学术正处于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急遽转变的时期。如何将基于逻辑整理的现代学术、与基于经验描述的中国传统学术对接起来，建立起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正是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作为现代学术专门机构的、兴起中的中国大学所面临的严峻任务。而现代学术包含的三个要素―――学术的分门别类研究、学术体制的建构与学术的社会认同问题，也就成为我们观察和分析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三个视角。
考察中山大学建校时期的学术史，恰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时机，形成一致性。这为中山大学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做出贡献提供了历史机缘。
首先，从中国现代学术的门类来看，中山大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中山大学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整理，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另一方面，中山大学对于现代学术的研究进路做出了影响深远的探索。
从第一个方面来看，中山大学的哲学、历史学、文学、人类学研究一直是致力整理中国传统学术的中坚学科。其研究工作和成果，对于中国以现代眼光看待古典传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其中，朱谦之对东方哲学的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之于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的研究，杨荣国等人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整理，促成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兴起。而陈寅恪的诗文证史、岑仲勉的中国中古史研究、梁方仲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刘节的史学史与历史理论研究，则对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发源具有重要意义。容庚、商承祚的文字学研究、王季思、董每戡的古代戏曲研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这些研究，促使中国现代学术走出传统经、史、子、集的研究套路，而逐步走向现代学术框架中才有的人文社会科学专门研究。
从第二个方面来看，中山大学从创建伊始就确立的分门别类的、按照现代学科规则进行科学研究的研究进路，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研究模式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全国第一次民俗调查对于民俗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公认的学科开创意义。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开办对于中国历史、语文的整理之功，众所周知。全国高校中的第一所天文台，建于中大，对于现代天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不言而喻。两广地质调查所的建立，对于中国地质科学的创建，也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植物学的研究对于中国现代生物科学的引入，也已经载入史册。医学直接引进国际先进的教学研究方式，也值得医学史记载。这些研究机构及其成就与公认的学术研究权威联系在一起：钟敬文、傅斯年、朱家骅、陈焕镛、丁颖、陈心陶这些与中国现代学术兴起与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名字，与中山大学这些研究机构，交相辉映。
其次，从中国现代学术的体制建构来看。一方面，中山大学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分门别类的学科创制，做出了原创性贡献。另一方面，中山大学还对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体制建构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奠定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体制模式作出了贡献。
就前一方面而言，中山大学建校之初，就确定了整个学术研究的建制体系。文、理、医、法、农的学科布局，使得中山大学与其他大学一起，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学科奠立了大致基础。“专门的学问、专门的人才、专心致志的研究”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三个要素，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分门别类的发展指引了方向。而中山大学将这些学科的研究直接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运动挂钩，更具积极的示范意义。
就后一方面而言，中山大学对于综合大学教学与研究的分流性体制建构，显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在大学建制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中山大学建校初期，就建立起系科分化与研究所设立相匹配的制度。文、理、医、法、农等学科的专门研究所的兴建，为中国大学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与教学、研究型大学以及教学型大学的分流提供了方案，从而将大学的原创研究任务坐实到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肩上。由大学开办高水平的研究型杂志，是中山大学推动学术研究的又一个典型事例。像《民俗》、《语言历史所周刊》等刊物都是后来大学兴办专门学术杂志的示范性刊物。
再次，从中国现代学术的社会认同来看。一方面，中山大学一建校就将学校的科学研究与社会需求直接联系起来，使得现代大学的学术研究不至于成为单纯的书斋问道。另一方面，中山大学建校以来提供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社会形成现代学术的认知规范，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以大学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互动来讲，中山大学率先开展的民俗研究，其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国基层社会的状态。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工作，旨在解释中国历史的深层结构。地质调查的进行，是为了探明中国的自然资源。农学的研究、尤其是水稻种子的培育，是为了给中国民众提供更为丰富的物质产品。医学的研究，则是为了保护民众的健康，提高民众的身体素质。这些学科的研究，力求与中国社会的需要联系起来，积极寻求两者的连接点。
以促进中国社会对于现代学术的认知而言，中山大学的学术研究对于人们形成“现代”、“学术”的概念发挥了十分有益的作用。对历史学的认知，与陈寅恪等人的历史研究不可分离。对汉语言文学的认知，与中山大学的文字、戏曲研究相关。民俗调查方式、地质调查方式则为人们认识实证科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式，提供了认知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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