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统治者，一般都希望好好治理江山社稷，成就一番功业。不过，他们多少也明白，治国安邦头绪纷繁，自己能耐再大，手段再高，也无法大包大揽，事无巨细亲力而为。事实上，像诸葛亮那样“事必躬亲”毕竟也不是一种好办法：于他个人，是累得形销骨立、短命早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于蜀汉政权
“天下之治，由得贤也；天下不治，由失贤也。”（《河南程氏文集・上仁宗皇帝书》）这话的意思浅显得很，可谓是“卑之无甚高论”，可是若要真正操作起来，则不免眼高手低，居大不易。有的人放在某个位置上，无疑是顶呱呱一把好手，战略谋划高瞻远瞩，战术运作滴水不漏；可一旦挪动到另一个岗位，却难免是老虎爬树―――干瞪眼了，事事失机，处处碰壁，非出尽洋相、闹足笑话不可。历史上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三国时代的马谡。此公作为一名高级参谋，真是一块难得的材料，他那“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战略建言，让统帅诸葛亮找到了平定南中叛乱的正确途径，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战略大后方的稳定巩固问题。可是，同是这位马谡，作为一方军事主将，他大考的成绩却只能打零分。街亭一战，他拘泥兵法教条，以卵击石，结果让老谋深算、韬略过人的曹魏大将张?杀得丢盔弃甲、一败涂地，一手葬送了诸葛亮好不容易才操持起来的第一次北伐之举。马谡的经历，告诉人们一个简单的道理：人才乃是“专才”而已，绝非“全才”，“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才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定位准确，任用恰宜，否则必定是事与愿违，越帮越忙。
对人才性质上的这种差异性，古人早已有所察觉，于是乎便有了“因人授任”的用人思路，“因事设官，量能授职”，即根据人才的具体条件，授予相当的职务，达成特定的目标：“夫大将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艺能之粗精，所使人各当其分。”（《武经总要》前集卷一）
至于中国古代“因人授任”观念最形象最贴切的表述，笔者认为当推儒家“亚圣”孟子“尊贤使能”的理论。在孟子看来，人才形形色色，千奇百怪，但归根到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道德情操特别优秀，素孚清望，堪为楷模，但办事能力相对薄弱，权略机变相对逊色的“贤者”；另一类是道德品质也许尚有瑕疵，声誉名望或许不那么让人仰慕，可办事能力出色超众，韬略权谋老练娴熟的“能者”。前者乃是大旗，是招牌，治国安邦不可或缺；但后者是得心应手的工具，是使国家机器运转的动力，治国安邦也须臾难离。因此，对这些“贤者”和“能者”，统治者都要倚重，都要任用，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生而互补，并存而互用，庶几才合于中国哲学“同则不济，和实生物”的要旨。
而让我们对孟子更加感到佩服的，是他进一步说出了统治者任用“贤者”与“能者”的不同原则。按孟子的主张，对于“贤者”，是要“尊”；对于“能者”，则是要“使”。合在一起，便是所谓的“尊贤使能”。具体地说，对待“贤者”，是要给予崇高的地位，提供优厚的待遇，让他们以其无与伦比的道德魅力感化民众，从而体现国家政治的正确导向，是谓“贤者在位”。对待“能者”，是要充分发挥其办事能力强、应变功夫深的特殊优势，让他们担任具体的官职，委以干实事的权限，快出业绩，是谓“能者在职”。孟子认为，统治者如果在“贤者”与“能者”两类人才的任用上做到无所偏废，各有侧重，那么就算是真正掌握了用人的艺术，治国安邦便可很好地达到预期的目标。
证之于史，孟子“尊贤使能”的用人理念可谓屡试不爽，成效卓著。战国初期，魏国在魏文侯的领导下率先崛起，称霸七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善于用人，充分发挥了人才群体上的矩阵优势。魏文侯善于用人的一个标志，就是他在用人问题上正确区分了人才的性质，对“贤者”与“能者”予以不同的任用。史载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吕氏春秋・察贤》），对德高望重的儒学大师卜子夏等人尊礼有加，优渥无比，从而争取到人心的归附，民众的拥戴，使自己的政权拥有了道德上的合法性与优越性，这一招便是所谓的“尊贤”，让“贤者在位”。同时，魏文侯也知道儒家人物普遍存在着“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缺陷，要真正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实在少不了“能者”们的帮忙。所以，他在尊礼卜子夏等“贤者”的同时，更注意将“能者在职”的用人方针置放在重要的位置。让翟璜、李悝、西门豹等能臣干吏站到政治前台，承担处理具体军、政事务的重任，甚至起用“母死不归，杀妻求将”，人品颇受诟议，但能力超群、办事干练的吴起。这就是所谓的“使能”、让“能者在职”。正是因为“尊贤”与“使能”双管齐下，两手都硬，魏文侯在治国安邦问题上才会大获成功，而魏国在战国初期率先崛起也就丝毫没有什么悬念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