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学的时候，最怕的一门学问便是考据学和目录学。直到读了研究生，做了研究人员，对此依然敬而远之。觉得那里有枯燥的气息，和人的血肉之躯，有些远了。不过偶然翻看清人的著述，近人的考辨文章，也深怀感激。好放宏论的人，喜抒性灵的人，多无此类雅兴，但立住脚的，大多不及考据学家。道理大家知道，要走枯寂
古文献的考证、校勘，是一门大的学问，且不说了。但就新文学而言，版本的考辨、佚文的钩沉，也渐渐成了一门新的学问，做好了，也并不容易。唐?、王瑶、阿英、郑振铎都做过此类的工作，功不可没。近来姜德明、王得后、朱金顺、朱正、陈漱渝、陈子善等人亦于此苦苦求索，写过诸多漂亮的文章。上述诸人，不喜宏大的叙述，只注重枝节末尾，或求真，或证伪，在史料里探赜本真，说了许多别人不说的话，读了很让人感动。比如朱正，一本《鲁迅回忆录正误》，就纠正了许多有关鲁迅史料的观点，朱金顺就发现了史论家立论的不严。看这些人的文章，使好谈奇论的人，不免暗出冷汗。史料家，也可说历史的法官，篡改历史或误写历史的人，在他们面前是不敢放肆的。
学术界何时生出夸夸其谈之风，不得而知，但谬种流传，歧意增多的缘由，大概是与考据学的清冷有关的。我只是在这几年，随着研究的深入，才知道版本目录之学在今天的重要。一个错误的史料，当会有错误的结论和思想，治学之本，是应从“史料学”开始的。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既立一说，决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诸同类之事实而皆合。如动植物学家之日日搜集标本，如物理化学家之日日化验也。”我记得王得后先生研究鲁迅的《两地书》，就从版本目录着手，又从鲁迅手稿与其他版本的对比、校勘里，发现问题，给学界的震动是巨大的。资料的占有，就是思想的占有。可惜我们这些年来，喜谈主义，疏于史实，文章的力度往往就可疑了。朱正写1957年中国的“反右”史，就不演绎观念，那一本书写知识群落的起伏，就用的是“汉学”的办法。程千帆先生看后，叹曰，朱正乃以“汉学”笔法治“宋学”，确为佳作。我听到之后，觉得真是天下良言。史料家的慧眼，给人的启示，岂止是星星点点呢。
四川有位学者叫龚明德，也是史料学家。看过他的那本《新文学散论》，其间汇校汇释的文字，很是有趣。有一点清儒的味道。比如谈《语丝》杂志的来历，先前我们大多听信了鲁迅随意说的话，以为是“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便点到的字便是名称”。这个看法，流行了半个余世纪。龚明德却层层考释，从诸多人的回忆文字里找出线索，又翻阅旧书，终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原来《语丝》的名字，取自张维祺的《小诗》一词。那看法让人豁然开朗，大有眼前一亮之感。这类考证，像是皮毛之学，但其中可还原一个时代的氛围。文中涉及到了一群文人：周作人、俞平伯、川岛、顾颉刚、孙伏园……在那个氛围里，才会产生“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杂志。一个小小的考据，画出了一个时代的文人雕像，那作用比冗长的思辨之文，毫不相差的。
考据与汇校，有时也要冒点风险的。比如名人的文集，汇校中发现前后版本的差异，知道了作者后来的变化，那是颇可三思的。说不定也含有文人的隐秘。将其公之于世，传于后人，是件很有功德的事情。但是也有招惹了官司者，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还是那位龚明德，因汇校《围城》，就引起了钱锺书的愤怒。每一想起此事，让人同情的，倒是考据学家。他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却得了相反的结果，岂不可叹也夫。难怪世上流行的大多是夸夸其谈的书，而汇校考辨之作寥寥无几，由此一点，亦可看到世道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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