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新青年》是公认的最早的新文化元典，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如同《易经》等“十三经”那样令人尊崇。它不但让文言文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成为过去，而且开启了白话文引领现代语言文学的帷幕。从“文言”到“白话”的流行，从“竖行”到“横排”的提议，从“句读”不分到“标点”分明，孕育新文化元典的胎
句读符号：编辑需要，个性化“尝试”
《新青年》的前身为《青年杂志》。《青年杂志》的断句方式千篇一律，都是用“。”表示句读。事实上，比起数千年来没有句读的习惯，这样的句读标注方式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新潮和现代的了。然而，这样的改良并不能满足新派人物的追求。1916年9月，在《青年杂志》易名为《新青年》时，编辑部同仁也开始酝酿进一步的“句读”改革。从这一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3号起，编辑部同仁在用“。”断句的同时，还添加了“、”，用来表示中间的停顿，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读”。直到1918年1月出版的4卷1号之前，《新青年》同仁一直沿用这样的标点符号。但随着白话文使用频率的提高，这样的标注方式仍无法满足编辑的需要。个别同仁便自觉寻求新的尝试和突破，以求能使文章更准确地表情达意，使白话文的语气更委婉生动、抑扬顿挫。在编辑的操作下，在4卷1号高一涵的《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文中，又增加了“：”、“；”等符号，而且那用来表示“读”的“、”号也改成了“，”号。在这一期杂志上，提倡语音和文字以及标点符号改革最为有力的钱玄同也在《论注音字母》一文中力陈“句读”符号多元化。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他的句号不是用“。”而是采用颇受西语影响的“．”。同期刊出的陶孟和的《女子问题》以及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两文和钱玄同的标引方法一模一样，周作人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则完全沿用了4卷以前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发表的《科学与基督教》一文，它的上半部分发表于3卷6号，完全是“传统”杂志的版式，而到4卷1号刊发下半部分时，除停顿一律袭用“、”，其它的标引方法也和高一涵的文章如出一辙。留洋回国的胡适在4卷1号上也有一篇《归国杂感》。该文的标点符号比高一涵的《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更为细致、具体和到位。事实上，胡适早在1915年8月发表的《论句读及文字符号》（见《科学》2卷1期）一文中，就胸有成竹地归纳出10种符号。到发表《归国杂感》时，他在使用“，”、“。”、“：”之外，又破天荒地使用了“？”、“！”、“……”、“□□”等符号。由此可说，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已经奠定了现代汉语（白话文）标点符号的雏形。
钱玄同：消除“出入”，统一体例
如同今天的报刊在文章标注方式上有自己的统一体例一样，《新青年》杂志为了印刷上的整齐美观，也多次发布公告，希望无论是编辑同仁还是读者友人都能支持“句读符号”的标注规范、现代、统一。
钱玄同是最早在《新青年》上倡导符号要统一规范的作者兼编辑。他在4卷2号的公开信中说：“同人主张，各有出入，所以四卷一号里所用，未能画一。”于是，他亲自捉刀，对“同人各种主张”进行了“去”与“取”的加工，并提出两种处理办法：（甲）繁式：用“，”表读，“；”表长读，“：”表冒或结，“・”表或，“。”表句，“？”表问，“！”表叹；（乙）简式：仍照以前用句读两号，“、”表读，“。”表句。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同仁的响应。当读者慕楼对“文句圈点”诸如“乎？么？呵！等”表示“似近重叠”的异议时，胡适回答说，句读符号的问题，《新青年》社的同仁已讨论多次了。他说：“我的朋友钱玄同先生说，这两种符号（？！）都不可废。因为中国文字的疑问语往往不用上举诸字，并且这些字有各种用法，不是都拿来表疑问的意思。”他还说：“总而言之，文字的第一个作用便是达意。种种符号都是帮助文字达意的。意越达得出越好，文字越明白越好，符号越完备越好，这是本社全用各种符号的主意。”（《通信》，《新青年》5卷3号，1918年9月15日）由此可见，在《新青年》杂志同仁看来，标点符号与文字一样，是“表今人的情感”、“代表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状态”的语言形式，是白话文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4卷2号起，《新青年》上的文章标点基本上以“繁式”居多。这说明它已经向钱玄同倡导的相对“完备”的标点符号演进。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创刊时的习惯以及当时铸模的滞后，因而先前的一些广告语和固定体例就没能及时改变，包括个别文章也还有惯性使然的因素。但这种情形也引起进步人士的不满，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陈望道就致信《新青年》，认为杂志社诸君在文字语言革新上不够彻底、坚决、完整，缺乏“诚恳的精神”。他说：“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这不是缺‘诚恳’的佐证么？”陈望道奉劝他们不要贻笑大方，不要留下病灶和遗憾，要以“除恶务尽”为目标。在他看来，过渡时代的文化先驱倘若现在磨磨蹭蹭、坐失良机，就会后患无穷，“将来时过境迁，则此过渡的遗迹又是一种陈症，又须用猛烈剂辛辛苦苦的去医他了。……诸子既以革新为职，我狠愿诸子加力放胆前去，不稍顾忌；勿使‘后人而复哀后人’才好。”事实也正如读者来信所说的那样，时至1919年，《新青年》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上仍然杂乱无章。针对年轻气盛读者的批评，钱玄同从理想与现实冲突的视角给予了答复。他说：“《新青年》杂志本以荡涤旧污，输入新知为目的。依同人的心理，自然最好是今日提倡，明日即有人实行。但理想与事实，往往不能符合，这是没有法想的。”对于陈望道提出的问题，他解释说：“标识句读，全用西文符号固然狠好。然用尖点标逗，圆圈标句，仅分句读二种，亦颇适用。我以为不妨并存。《新青年》本是自由发表思想的杂志，各人的言论不必尽同。各人的文笔，亦不能完全一致。则各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定须统一，只要相差不远，大致相同便得。若说除恶务尽，这话原是不错。但旧日之恶，今日纵然除尽，然今日所认为善者，明日又见为恶，则在今日便应提倡，到了明日又该排除，进化无穷尽，则革命亦无已时。”（《通信》，《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15日）
从以上分析来看，《新青年》杂志同仁在如何使用标点符号的意见上还是基本一致的，除却标引方式不一样，朝着一个方向上去“完备”、完善，却没有什么不同。汉语复杂且悠久，它的现代化需要一个点滴尝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比自己更为激进的青年读者面前，《新青年》同仁显示了当事人面对现实应有的稳健和成熟。由此，从这些蛛丝马迹般的小小的争议中，我们不难窥见作为新文化元典之《新青年》在思想史层面上的微言大义。
“共同意见”：白话文标点符号的蓝本
从“个人”见解到同仁的“心理”，从“同仁”心理到“共同”意见，《新青年》最终于1919年底形成了一个直到今天仍在沿用的标点符号和行款体例。这就是从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7卷1号起，标引方式完全走向“画一”。在该期扉页上，非常醒目的《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首先映入读者眼帘。这个“说明”相当于今天杂志和报社的投稿须知。《说明》对“。”、“，”、“；”、“、”“：”、“？”、“！”、“―――”、“……”、“‘’”、“（）”、“??”等13种符号的功能和用法作了统一的规范和说明。“行款”还对每个页码横竖多少字数、“每段的第一行必低两格”、句读“占一格”、“。”“？”“！”三个符号下面“必空一格”等4个方面作了一一说明。这个标点符号体例是《新青年》发展史上最为完备、统一的符号，也是今天我们写作和印刷使用的标点符号基线和蓝本。前所未有的标点符号在白话文还不曾流行时就脱颖而出，同时它也伴随着新文化、新文学、白话文的成熟而成熟。
“本志编辑部”这样告诉读者和作者说：“本志从第四卷起，采用新标点符号，并且改良行款。到了现在，将近有两年了。但是，以前所使用的标点符号和行款，不能千篇一律，这是还须改良的。现在从七卷一号起，画一标点符号和行款，说明如左。”“说明”之后，最后一再申述这一“说明”的意义是：“本志今后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都照上面所说办理。请投稿和通信诸君，把大稿和来信也照此办理！”最后的“！”号，就是编辑部同仁共同拜托之意。
今天，标点符号早已从新文化运动时白话文的副产品成为汉语世界的正品，但回眸《新青年》时期标点符号的演绎，仍能体会到它的发展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辉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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