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文坛上，钱宁先生不是一个声名远播的作家，但是他的小说却以奇特品格而备受关注。他此前的长篇小说《秦相李斯》如此，而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圣人》（作家出版社）就更是如此。
客观而深刻地重塑了一个“文化孔子”的经典文学形象，是本书的最大特色，也是最大成就。孔子，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圈的儒家
从春秋时期纷乱的文化图景出发，思考其背后厚重的文化意义，并延伸性地从当下的文化境遇出发，阐释儒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是这本小说最有魅力的思想内涵之一。孔子身上所负载的儒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文化发酵，已经产生了很大的衍生和变异。但如何看待孔子代表的儒家学说的历史和现实地位，进而疏理其对当代文化建设得失的认识，无疑是目前文化界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钱宁先生无意过多纠缠对儒者的评价问题，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儒者在春秋时期活动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上，旨在发掘儒者精神在当代精神延续的合理性一面。儒者面临的精神和物质的困境都是严峻的，但是，他们却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敢于迎难而上，为了理想和信念不断追求。在市场经济大潮的今天，面对着种种诱惑，面对着“周礼”式的宏大叙事的解体，知识分子是否可以像孔子一样“正道而行”，可否能为了一种信念勇敢而真诚地献身？是否可以不断反思自己，既能与时俱进，又能建设性地重建本民族的伦理和道德？这都是《圣人》这本书留给我们的沉重的文化思考。
“表现的深切”必然是与“格式的特别”融为一体的。开阔的文化、艺术视野，出众的语言功底和深厚的学养，决定了钱宁先生非凡的艺术感受力和形式创新能力。《圣人》不但语言干净利落、铿锵有声形成了典雅?净、简洁冷静的独特风格，而且故事流畅自然，人物形象鲜活生动，在叙事形式和文学时空建构上均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既不同于传统的“写真实”的历史小说，也不同于新时期以来以“解构历史”、“追求历史偶然性”为旨归的所谓“新历史小说”，而是通过叙事的灵活运用，用双线时空线索、多角度的叙述视角转移、古今杂糅的鲁迅式“杂文历史小说”的文体探索，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合时宜”却有着很强创造力的“有意味的形式”。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以鲁国为空间，时间上从孔子的出生写起，主要以孔子在鲁国的生活和政治活动为顺序；另一条线索的时间点则始于孔子离开鲁国之时，它叙述的空间是孔子周游列国的经历。在小说的终篇，第一条线索最终写到孔子离开鲁国时和师己把酒言欢的场景，而另一条线索则写了晚年的孔子回到鲁国直至死亡的最后一段生活。这样，小说的叙述线索就呈现出了“Z”字型，两条平行的线索，在叙事终点找到了一种融合。这种叙事结构，不但使作为孔子的个体生活私人史的“孔子的成长”与象征着正史的《论语》、《春秋》所介绍的孔子生涯，有了一种穿插互证的效果，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孔子的文化形象。同时，前史和后史的并置处理，又使小说的叙事时空呈现出一种“逝者如斯夫”的沧桑的流动感，从而更加强了小说的厚重感。
尊重史实的“信”与“刺”的完美结合，也是这篇小说的重要特点。自从鲁迅的《故事新编》之后，如何处理“信”与“刺”的关系，一直是历史小说的关注点和难点。茅盾在《玄武门之变》序言中说，“那些所谓相承《故事新编》的作品，终不免进退失据，于‘古’既不可信，于‘今’也失其攻刺之的。”钱宁先生的《圣人》，就很好地处理了历史小说的现实意义以及“信”与“刺”的问题。虽然，他也使用了一些鲁迅式的“时空杂糅”的大话手法，但立意在让人思考现实问题。正如钱宁先生所说，书中有些“大话”，是作者忍不住开了一些现代的玩笑，但书中人物，以及史实、情节、言语，不敢自夸“无一字无来处”，至少“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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