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学派”这一名词的源头可追溯至清初黄宗羲。黄氏在《史馆不宜立理学传》中用“浙东学术”指称王学。至章学诚，“浙东学术”或“浙东学派”得到张大。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专辟“浙东学术”一节，述其学术源流。晚清以降，与章学诚同处江浙文化渊薮之地的章太炎在《清儒》中再次谈到“浙东学术”，而他的观点又
在最初使用“浙东学术”和“浙东学派”这一概念的黄宗羲那里，“浙东学术”或“浙东学派”仅仅是指“王学”。到了章学诚处，清代“浙东学派”便呈现出一种谱系的构建，即“梨洲黄氏，出自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被尚存其意”。这一谱系的起点是黄宗羲，殿军是全祖望。接着章学诚往下讲“浙东学派”的章太炎，其所构造的“浙东学派”的谱系增加了三位新面孔，即章学诚、黄以周、黄式三。到了梁启超的文章中，这一谱系又发生变化，黄氏父子被去掉，章学诚成为殿军。于是，在我们的视野中，“浙东学派”的谱系呈现三种不同的序列：其一，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邵晋涵 章学诚主张 ；其二，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黄以周、黄式三 章太炎主张 ；其三，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 梁启超之主张，为目前学界主流观点 。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在清代“浙东学派”谱系的构建上，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会有不同的思路 其间隐蔽着什么样的历史内容
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构建始于章学诚，那么，章学诚构筑“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潜在意图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钱穆、余英时已经有较为深入的剖析。笔者以为，章学诚是一位力主学术经世的学者，而他最为主张的就是以史经世。“六经皆史”之说，虽然并非章学诚首创，但经过他的张大从而产生了重要影响却是不争之论。为了突出史学的地位并寻求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统作为自己的后盾”，以与当时盛极一时的经学分庭对抗，同时也基于复兴区域学术传统的乡土情感，章学诚着意构筑了“浙东学派”的谱系，并特别突出其“重史”的特点。但考诸史实，章学诚所称道的浙东学者并非专攻史学，黄宗羲便是既治经，也治史，在两大领域都成就斐然。私淑黄宗羲的全祖望，据阮元《经史问答序》评论：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兼长。同样，被章学诚称为“浙西学术”的代表人物顾炎武，其经学固然为儒宗，而其史学也实在是蔚为大观。
与章学诚一样，章太炎在构筑浙东学术的谱系时也有自己的理论预设。和章学诚比较，章太炎在《清儒》中所说的“浙东学术”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章太炎不太重视黄宗羲的地位，故对黄宗羲一笔带过。第二，章太炎认为浙东学术有三个特点：其一，重史，在这一点上与章学诚相一致；其二，重视礼学研究，因而将“浙东学术”的下限说到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其三，汉宋兼采。后两点均为章学诚所未道。章太炎的浙东学术谱系的构建为什么会体现出与章学诚不同的特点？对此，我们不能不去探寻太炎先生的文化关怀。首先，章太炎继章学诚而张扬“浙东学术”，有一种浓重的乡土情怀和乡贤情结。然而，章太炎是一位激烈的反满斗士，对于夷夏大防，对于民族大义毫不含糊，即使是他一度推崇的乡贤黄宗羲，一旦与他心目中的民族主义准则发生冲突，他就决不容情，大加挞伐。正因为如此，在章学诚的浙东学派学术谱系中，黄宗羲退居若隐若无的位置。其次，章太炎在构筑浙东学派学术谱系时除了突出其史学之长外，还着意彰显浙东学派兼采汉宋和长于礼学的特点。这一思路不仅体现在指出万斯大和万斯同“称说《礼经》，杂事汉宋”，而且强调“浙东学术”“说《礼》者羁縻不绝”，并把黄式三和黄以周父子列为殿军。章太炎将“于学不立门户”并长于三礼的黄氏父子列入浙东学派，实际上潜藏着深刻的学术背景。章太炎虽以古文经学大师名世，但又承继乾嘉以来汉宋兼采的学术思潮。与此同时，乾嘉以降，因凌廷堪“以礼代理”号召的刺激，“礼学”蔚然兴起。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皆是晚清礼学大家。章太炎虽未真正列入黄以周门墙，但“数谒先生”，多次登门受教。正因为如此，章太炎扩充浙东学派学统，下及黄氏父子。
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受到章太炎的影响，但其关于“浙东学派”的论说却不同于章太炎。第一，他一再强调“浙东学派”“尊史”的特点，“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章太炎关注的“礼学”和“杂事汉宋”的踪影全无。第二，把黄式三、黄以周父子从章太炎的“浙东学派”谱系中截去。梁启超之所以重新强调“浙东学派”的“尊史”特点，这和他对史学的高度重视是一致的。和对史学的高度关怀形成对照，梁启超对于“礼学”的评价不高。于是，一个以“尊史”为特征的“浙东学派”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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