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作为当代西方国家的一种社会思潮，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近日，广东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组织广州地区的部分专家学者就“公共知识分子”思潮进行了剖析。
“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由来与发展
詹天庠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公共知识分子”问题，从概念到基本观点，都源于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西方知识分子理论始于20世纪初。1894年，法国发生了躁动一时的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受人诬陷事件。为伸张正义，法国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在报上刊登抗议书，要求对这一事件复审。这份抗议书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宣言”，认为是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对社会公共事务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1899年，美国作家维廉・詹姆斯在论及此事件时，提出美国知识分子应保持自身独立性，保持独立于体制之外的品格的观点。后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知识分子界定为掌握文化成果并领导某一文化共同体的群体。从此，西方思想家对知识分子的研究成为一个热门课题。德国哲学家卡尔・曼海姆系统阐述了知识分子的特征和作用，认为知识分子应是超越本阶级的局限，“自由地漂浮”于各阶级之外，并以知识为依托，保持对历史和社会清醒的分析和判断的“漫漫长夜的守更人”。在这些思想家们看来，现代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社会群体，他们既掌握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又能超越个人专业领域，参与自身之外的社会事务，发挥引领社会的领导性作用。
温宪元（广东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研究员）：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思想家们发现，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管理高度科层化，知识分子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作用日益局限于所属狭隘领域，服从于市场原则，依附于国家体制和各种社会机构，于是提出了重构知识分子公共性的问题。1987年，美国哲学家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专业，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并呼吁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引路人的公共知识分子出现。之后，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布迪厄，美国学者萨义德等进一步论述了公共知识分子问题，从而形成了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理论思潮。
李江涛（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研究员）：西方不少学者将公共知识分子定义为超脱于本专业范围、面向社会发言的角色。法国哲学家萨特说：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不是个知识分子，但是，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时就是个知识分子。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从各种不同的社会地位发表的意见，符合与各层官员有着不同关系的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曼海姆看来，知识分子超脱阶级观点，利用知识来促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达成妥协与谅解。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在儒家传统中，教育的中心目的，是鼓励、发展人们对政治的关心和对社会的参与，以及对文化事物的敏感。中国的士大夫、日本的武士和朝鲜的文武两班都不仅有义务进行自我修养，而且对齐家、治国、平天下负有责任。他们在拥有权力、地位和影响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作为社会网络的保护者的责任。他们具有一种共同信念，即人类生存条件的改造，以及世界大同与和平、繁荣的实现。20世纪90年代后，一批当代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在我国翻译出版。
“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核心与内涵
郑永廷（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所指的公共知识分子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具有一定的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这些学者或文化人对社会公共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于自身专业成就，而是对公众关心的社会公共领域问题提出“惊人”的见解或采取超常的行动。二是标榜以中立态度或公正的立场出现，宣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完全出于个人的兴趣，出于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身具有的社会良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代表着社会共同理想、普遍价值和公众利益，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无关。三是有的“公共知识分子”，以“意见领袖”和社会“牛虻”自居，自认为掌握着理性批判的武器，具备“为正义而献身”的勇气，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为口号，宣告“挑战一切传统和权威”。
詹天庠：“公共知识分子”思潮这三个主要特征的核心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即知识分子必须成为一个知识上自主的、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或其他势力的群体，介入公共生活。曼海姆提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的共同特点不在利益，而在他们所受的教育，而教育则使本来来自不同阶层的人超越了本阶级的利益，从而也超越了本阶级的局限，成为不依附于任何阶级利益的漂浮群体。萨义德提出，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难堪，与社会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据此，有的知识分子提出，知识分子要重新唤起自觉意识，对体制化的学术要冲决或反抗，争取独立于国家体制和知识体制，摆脱集团利益束缚和市场操控，确立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超越性的批判立场。
由此可见，根据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理论提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主张，与西方新闻观宣扬的“新闻独立”、“社会公器”、“第四权力”的主张十分相似，就是要把知识分子视为超阶级的，是公共事务的介入者和公共利益的“守望人”。这样的知识分子观，与我们党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重要论断，与知识分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观，显然是不相符的。
“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立场与倾向
詹天庠：20世纪80年代滥觞于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其实是对当时西方社会知识文化商品化、人文精神失落、传统道德式微，以及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丧失等异化现象的一种反抗。事实上，在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下，在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确实产生了一批干预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优秀学术著作和知识产品。但是，90年代流入我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它极力强调知识分子为超阶级的、代表社会良知的、理所当然的公共事务的介入者和公共利益的“守望人”。对这一思潮的严重危害性，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其一，知识分子阶层不可能成为独立于现实生活之外的社会群体。知识分子就像不能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也不可能成为任何阶级、阶层或意识形态之外的漂浮群体。现实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都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在从事知识工作的人的脑海中。作为知识分子的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是自外于民族国家、社会阶级或阶层的独立超人。实际上，知识分子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属于一种立场、一个群体和一个目标。
其二，中外历史上持批判立场抗衡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首先对当时社会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的士大夫阶层，要么成“悲剧”，要么成“乡愿”。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着前无古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尽管目前我们在前进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然而有民族意识和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也必须作出基本的价值判断：是拥护还是反对我们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所介入的“公共生活”，究竟是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公共生活”，还是妨碍民族团结、削弱民族凝聚力、有损国家统一的“公共生活”？如果“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或政治倾向与国家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大局并不相一致，那么，不管怎样标榜以“中立态度”或“公正立场”去批判社会，人民都会有理由对其表示反对。因为，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所谓独立性和批判性，其实质是要通过宣扬所谓的知识自主性来与我们党和国家争夺“话语权”，不利于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
温宪元：“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在我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青年学生以获取和认同这种思想观点为时尚。也有的人并不满足于在理论上介绍和研究“公共知识分子”思潮，而是以这种理论介入现实，就某一社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展示自己的立场和看法。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郑永廷：有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借助在各自专业领域的成就和影响，获得了话语的权威性，又由于其名气和权威，他们的意见和观点往往获得传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因此，对“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必须予以警惕。
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与责任
温宪元：我们党历来重视知识分子工作，高度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邓小平作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明确提出要在全党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造就一支宏大的科技专家队伍。江泽民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继承者和传播者”，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是“美好精神产品的重要创作者”，多次强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关键是人才”。他多次讲到知识分子和人才培养问题，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大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科学文化素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等社会成员有着一致的利益和理想，共同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奋斗。
李江涛：我们党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制定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提供根本的理论依据；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成为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提出“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政策，以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提倡和鼓励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书本知识同社会实践相结合，自觉同工人农民相结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聪明才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就是要促进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觉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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