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浏览报刊时，“著名诗人公刘逝世”几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心灵为之一震，泪水顿时模糊了我的视线。
公刘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悄然进入了我的精神王国。那时我还是一名中学生。记得是在一次语文课上，老师给我们朗诵了公刘的一首诗：“上海关，钟楼／时针和分针像一把巨剪／剪碎了黑夜和白天……
当时公刘、闻捷、李季、严阵、白桦、邵燕祥、顾工等，都是驰骋诗坛的新秀，但风格不同，各有千秋，如李季的民歌、闻捷的情诗，严阵古诗词般的优美节奏、白桦的长篇叙事等。而我对公刘的作品却情有独钟，每读之无不临文嗟叹，感慨系之。公刘的诗，意境幽静，节律自然而柔和。人人笔下所无，读来则意中所有，表面上文静无波，行间深处却蕴藏着情感的涛澜。如“迈着军人的阔步／我漫游过多少地方／如今通过北京的街道／必须把脚步轻放／您好，伟大祖国的心脏……”妙就妙在“阔步”与“轻放”的对举，亏他想得出。公刘那时期的作品，对我这位刚刚涉足文学的青年来说，无疑是明亮的北斗，一直照耀着我在创作的道路上艰难跋涉。
1982年暑假，我从山东妹妹家接母亲到谋食的西部山城定居。在43次列车的硬卧车厢里，我和对面铺位上一位自称是编辑、约莫50多岁的长者攀谈起来。他中等身材，方脸庞，二目炯炯有神，谈吐稳健，寂而不华。人间友情，说到底是文化上的认同。我们侃诗、说文，如剪烛西窗，相见恨晚。话到激情处，我不由地背诵起公刘的诗篇来，并且告诉他，在“史无前例”的岁月里，尽管屡屡抄家，陋室如洗，可公刘的诗集《在北方》却一直珍藏在身边。这时，他急切地从车窗上方取下毛巾擦拭泪水汪然的眼睛。我惊诧地问道：“您是……”他从容地点点头：“我就是公刘。”我们激动地抱在一起，泪眼相照。几年前，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当我知道一位文学青年在文革的劫难中，一直把我的作品作为伴侣时，不禁流下了眼泪。想来就是指的这件事。
接着我们的话题又转到彼此的遭遇上。得知在那些日子里，他被放逐到山西劳动改造，因身染沉疴，被“照顾”到一个工厂的传达室里做“门官”，可谓九死一生。而我活得更累，因家庭出身惨遭不白之冤，寄生母于别姓，一门漂泊，后来才好不容易承蒙关怀，“赏”了一个看果园的“赖大”。“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彼此推心置腹，感叹唏嘘。
交谈中我关切地问了一句：“您仍是独身吗？”他愕然道：“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妻室？”我说：1957年反右风暴来临之前，你发表在《诗刊》上的最后一首诗是，“花园的角落里／有一朵迟开的蔷薇／别在您的胸前吧，姑娘／让它紧贴您的脸胸枯萎”。在您的短篇诗作里，爱情诗微乎其微，几乎是零，不像闻捷那样，笔下的情歌犹如吐鲁番的葡萄，一串一串的。如果我没理解错，这首诗当是你生活的真实写照。尔后您成了右派，“蔷薇”早萎，彩凤折翼，“东方恶，欢情薄”，即便那位“姑娘”无意拣高枝飞，怕也只有“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般的无奈了。他叹了口气说道：“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难呐！不过可以告慰你的是，我马上就要成家啦。”谈话还涉及到他的笔名何以为“公刘”，我说是否典出《诗经》“公刘”？他的回答是肯定的。
当他知道我原本是一位语文教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改教数学时，深深地为我惋惜。他说：你的文学功底不错，莫要断潢绝港，只差一篙。并要我多关注一下时下的文坛。他断言，中国只有前进，不容后退，新时期文学会大有作为的，切不可与机遇失之交臂。言词之间也不时流露出对社会明天的感悟，只可神会，不足与外人道也。之后我真的重操旧业，仍教语文，业余时间则悄然笔耕，孤灯窗前。
多少肺腑之音仍在心头喧响，可这一面竟成永诀。回味25年前，欣读公刘《登上景山最高处》一诗，默然诵之余兴犹存。而今我也以垂暮之年，旅食京华，踏着先生的足迹，再登景山，依旧是鸽铃相邀，“半城宫墙半城树”。公刘，公刘，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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