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导”制度是否有利于青年才俊(图)

教育周刊：日前，杨振宁先生提出，我国目前的博士生导师队伍制度使年轻人不能带研究生

杨乃乔：确实是这样。我曾听到一位理科研究生说：我现在搞的东西，我的导师不熟悉。据我了解，现在很多领域，特别是理工科，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一些博士生搞的研究，他们的导师真的不懂。由于博导在我国已成为一种学术身份，而且博导认定几乎都是终身制，只能上，不能下，所以导致队伍老化。一些博导年纪大了，精力不够，再加上社会活动增加，事务性工作繁忙，他们对科学研究的进入性已大大不如年轻教师，甚至可以说已经退出了科研领域。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他们往往只能给予一些方法性的指导，而不能带着学生真正进入到课题的研究中。这对博士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是一个不足。

教育周刊：一个人要想成为博导，必须经过层层选拔。可以说，博导队伍是“优中选优”。为什么这样选出的博导，反而不能指导研究生了呢？

杨乃乔：从上世纪80年代我国恢复招收研究生开始，博导队伍得以不断建设，应该说，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今天的不少学界泰斗，20多年前也是精力充沛、年富力强的学术骨干，他们成为博导，是对他们比普通教师更高学术成就的肯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做了承前启后的工作。博导突出了他们的学术身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学术的突破已大不如前，甚至不再搞研究了，但他们仍然是博导，因为我们没有放弃的机制。而一些有创造性的年轻教师就失去了更多发挥的机会。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如果仅靠自然更替，博导队伍难以做到“年轻化”。作为一个比较文学的学者，我有很多机会出国访问。据我了解，国外是没有“博导”这样一个学术称谓的。在欧美，很多副教授都可以指导博士生。前不久，一位在加拿大读博士的学生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导师只有二十七八岁，是副教授。我认为，在理工科，一个刚拿到博士学位、对专业领域有独到研究成果的副教授，有最好的状态作博导。文科需要更多的积淀，但作为博导，也不是越老越好。

教育周刊：您刚才提到博导“强化了学术身份”，这似乎也是引起争议的一个方面。

杨乃乔： 是的。过分强化一部分人的学术身份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博导目前就是一个值得炫耀的称谓，是一种学术身份，也可以为个人带来相应的利益。比如带一个博士生可以抵几十个课时，假如我带10个博士，我的课时就大大超过了学校规定的工作量，我就可以不给本科生上课了，还拿着比其他老师更多的课时费。这还只是一个方面，强化学术身份的不良影响远远不止于此。我所了解的，不少博导争带博士生，有的人一届带8个，甚至更多。我们可以算一下，一个博士生的毕业论文至少要写10万字，而且研究生所选的课题，一般都与导师拉开一定的距离，因为导师已经把这个课题做透了，学生还做，不太容易出创造性的成果。那么这位博导在一年之内至少要读8篇共达80万字以上的、涉及不同研究的博士论文，同时还要指导其他10多名博士生学习、研究，这怎么可能？他哪来这么多精力和这么好的知识结构？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牺牲学术质量。

另外，固定的博导制度很容易形成师生间类似于血缘关系的那种亲情感，中国人讲“师徒如父子”嘛。这样做的结果，也可能影响到研究生的学术质量。一些学校相同、相近专业的博导互不往来，他们的学生也互不往来，学术上固守一派，这就会造成学生的封闭，形成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我听说北京大学已经出台了一条规定，就是基本上不留本校的研究生任教，特别优秀的人才，也要先到其它学术单位工作一段时间后再考虑，这是非常正确的。当然，这也反证出师生间过强的妥缘亲情感是不好的。

教育周刊：您谈了这么多问题，那么在教学过程中，您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杨乃乔：我想伴随着发展，问题总是会产生的。杨振宁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来，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他自己也是一位老科学家了。扩招本科生、研究生的方向没有错，关键是提高培养质量，维护学术的纯洁性。从学生出发、从学术出发，我认为应该尽可能地扩展研究生的学术视野，淡化导师制。

教育周刊：我接触到您的一位学生，是本科生，他说，他的学年论文经过了系里3位老师的指导。他还告诉我，如果是研究生，指导的老师会更多。他参加过一次研究生的开题报告，据说参加的教师达六七位之多，而且你们还非常欢迎本科生参加。

杨乃乔：我们很明确地告诉老师和学生，培养学生是教师集体的工作。在首都师大比较文学系，每个研究生都必须去听其他导师的课，而且必须去听其他专业的课，这在我们制定教学计划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我们给其他老师、其他专业预留了空间和时间，学生拿不到这些学分是不行的。比较文学专业在国内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过去只有研究生，没有本科，因为一些人认为这个专业的要求太高，本科生达不到。但是我们经过实验，不仅办起了本科，而且质量相当高，绝大多数本科生都可以拿到文学专业本科和外语专业专科两个文凭，甚至是两个本科文凭。研究生更是如此。目前我们系里有一位博导，6位带硕士研究生的年轻老师，我们的学生都是交叉的，每个研究生的论文都要经过几位老师的审阅。老师们各有所长，他们可以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更精确的指导。我带的博士生都接受到其他老师的指导，其他老师的学生也常来听我的课。我认为这样做不仅对学生有利，对老师也有促进作用。

现在，大家都已经认识到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着手进行改革。北大不留本校生任教，我们淡化导师制，都是为了在现有的条件下，让研究生的视野更开阔一些，创新能力更强一些。

我想，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拔尖创新人才”。对他们的培养，必须符合学术规律。当然，这也有一个探索的过程。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过于重视科研成果的量化评定，结果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因为从硕士生到教授、博导，每一级晋升都需要有量化的成果体现，结果一大批没什么质量的学术论文都出来了，甚至出现了学术腐败。今天谈到的导师问题，也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都涉及到我们的人才评价体系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师？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是教育界不容回避的。我们有责任逐步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人才评定机制，让更多有实力、有能力的年轻人去指导博士生、硕士生，带领他们共同完成高质量的科研课题，这才能切实提高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