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改编是近年来文艺界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一批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为题材的文艺作品被陆续改编为电视剧或其他艺术形式。“红色经典”改编的不断升温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在日常生活、个人记忆乃至审美趣味等方面出现的新变化，从而成为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问
“红色经典”这一命名本身是耐人寻味的，这里的“经典”与文学艺术史上的经典概念不尽相同，其内涵更加具有中国特色，更加切近主流意识形态，更加历史化而富于理想色彩。
陈剑澜（《文艺研究》编辑部）认为，“红色经典”这一概念附着了太多的社会历史内容。现在，我们把这些具有复杂政治意义的作品叫做“红色经典”，实际上是从今天的立场对它们进行了一次历史化塑造。颜色的选取看似简单、不经意，其实不然。它至少意味着这些作品产生的背景、遵循的创作思想、实现的社会功能以及发挥影响的模式，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文学越来越远了。
苗棣（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认为，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曾经出现过一批有着广大受众和影响的文艺作品。之所以称之为“经典”，是因为尽管这些作品不一定都具备真正的经典意义，但由于相当多的一批人熟悉它们，对社会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经典之命名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进行的，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之所以称它们为“红色经典”,是因为时代决定了它们的内容是“红色”的。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提出，对“红色经典”的认识应该在中国不断走向世界的框架里来评判。他援引20世纪初梁启超的一个思想，中国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中国式的中国，从夏到秦朝统一，这是华夏民族在中原地区融合、凝聚的过程；二是亚洲式的中国，从秦汉朝帝国起，中国作为亚洲朝贡体系的中心，与周边的民族和国家建立起联系；三是世界式的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纳入一个世界格局。从这一视角出发，接下来的结论是，中国现代和当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是世界式的中国的缔造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红色经典”是在世界式的中国的缔造过程中，是对那些水与火的生活的一个精神和信念的总结，一个激情和理想的阐释。这是“红色经典”以及“红色经典”改编包含的一个比较深层次的问题。
陈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指出，“经典”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的淘洗和检验而成的，然而，一旦承认经典的历史性，那么就意味着经典不是先验的，经典在历史变迁中必然有生有死。“红色经典”面临同样的命运，但它又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经典所无法比拟的。作为一种革命话语，它承载着历史叙述的重任；作为一种文学话语，它造就并容纳了当代中国几代人的生活、激情和理想。“红色经典”以精神方式参与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进程。如果“红色经典”只是一些历史或文学文本，今天的改编和重述要简单得多，但问题在于，“红色经典”既是历史叙事，也是历史本身。任何“红色经典”的改编都是一次历史意识、价值取向和生活趣味的展现。
张法（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认为，“红色经典”是一种具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和美学内容的文艺模式。中国当代的前期现代性基本上是套用苏联模式，红色是当时最主要的而且是惟一的特征标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西方现代性模式为标准经典观念，强烈地冲击了传统意义上的“红色经典”。两种模式的对峙，使得大家面对昔日红色历史时有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阐释冲动，成为“红色经典”改编的深刻背景。再者，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包括主流文化，都想利用历史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从这一意义上说，“红色经典”不能不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
“红色经典”的命名及其改编热潮的出现，决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艺术现象，而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商业法则运作和调控的结果。当前出现的“红色经典”改编热，其背后有着非常强大的政治动机和商业利益。
李建军（人民文学出版社）认为，在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全面来临的时代，“红色经典”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商业化改写。由于原作者的革命精神和理想主义的价值观被颠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作为一种当下流行的价值参照系渗透进来，从而使“红色经典”改编出现了许多问题。
沈卫星（光明日报社文艺部）指出，改编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是一种“常态”现象，如同美国的好莱坞和百老汇。但今天提到的“红色经典”改编却是不同于常态的“变态”，折射出当下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状况：进一步拉近大众化和庸俗化之间的关系，艺术家在道德上放纵自我以换取更广大的接受群体，把艺术的创造力变成了一种篡改和利用等。
苗棣则提出，“红色经典”改编是在极强的政治性和市场性之间寻到的一种媒介生存策略。“红色经典”主旋律非常强，歌颂革命英雄主义，歌颂共产主义理想等；同时在市场运作上，以四十岁以上的人群为卖点，激活他们埋藏不深的历史记忆。这种市场化策略难免有两方面弱点：一是“红色经典”本身绝大多数都是主题简单、内容浅薄、善恶分明、形式单一、人物形象“高、大、全”等；二是市场干扰，把原来干净、爽快的东西加以变异，把原来不厚的艺术性再往下拉了一把。
“红色经典”改编的其他问题。
孙津（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以“大众民主的专制性能和形式”为题提出，讨论“红色经典”改编问题可能是一个陷阱，因为我们通常会把“红色经典”视为一种自给自足的存在。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则重点探讨了“红色经典”改编与创造者的思想能力问题，认为“红色经典”改编是在选择中进入消费者视野的，普通观众的遥控器具有决定权。改编的成功与否，在于改编者的内在素质。
张应辉（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系）从媒介角度对“红色经典”改编进行了分析，指出“红色经典”改编是从一种传播媒介转到另一种传播媒介，一方面意味着“红色经典”复活和传播范围的扩展，另一方面在两种传播媒介发生转换之后，在美学、传播学上都会呈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改编者对观众的审美心理的揣测问题，对受众的识别问题，改编者对作者的改编态度问题等。
范咏戈（文艺报社）认为，“红色经典”改编目前出现了既不尊重原著，也不追求意义，只是为了好玩，这一倾向是非常不适宜的。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提出“红色经典”改编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怎样评价“红色经典”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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