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中华民族为解除这副枷锁，进行了长达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解读这段艰难曲折的废约历史，我们从中可以获取不少有益的启示。
坚定的决心是废约斗争的重要基础
纵观近代中国废约的历史，不难看出，
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清政府，从一开始便用天朝的观念对待新的条约关系，用一种含有传统驭夷权术的特殊方式来抗拒束缚自己的不平等条约。但在列强的压力之下，清政府的这种努力未能奏效，不得不信守条约，以维持与列强的关系，并守住尚未丧失的权益。与此同时，清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不平等条约的性质和危害，产生了一定的修约意识，谋划并试图收回被侵夺的国家权益。不过，清政府始终缺乏整体修约和废约的意识，多是就某项条约特权作一些零碎的工夫，更谈不上有坚定的决心，这是它在修约尝试中没有什么建树的一个重要原因。
辛亥以后，北京政府产生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明确意识，但却缺乏坚定的决心。在交涉中，北京政府也曾采取强硬态度，破天荒地废除了中比、中西条约，这种勇气甚至是后来的南京政府都没有的。然而，北京政府的勇气也有限度，这种强硬态度只是针对比、西这样对中国不能构成威胁的小国，在同时期与日、法交涉修约时，它就软了下来。在其他问题上，也多是软弱妥协。这种强硬与软弱相交织的现象，看似矛盾，实际上是软弱占据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近代废约史上，是北京政府正式开启了修约交涉，这一地位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只是由于各种因素，造成底气不足，成效也极为有限。
南京政府有着较为强烈的废约愿望，但只是表面上态度强硬，实际上色厉内荏，缺乏坚决抗争的勇气。它发表过不少宣言，屡屡声称要以正当手续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在事实精神上则已承认过去一切条约”，走的仍是“修约之路”。王芸生将此称为“说大话用小钱”，“大言壮语，则失之伪矣”（王芸生：《中国国民党外交之回顾》，《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如废弃领事裁判权的谈判久无结果，在国民会议即将开幕的情况下，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法权交涉停顿，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这似乎是单方面废约的壮举，其实只是做给国人看的，并未给人们带来振奋。当时舆论就指出，读后感到“满腔苦痛，羞愧悲哀，而不能赞一词”。因为这只是“以掩耳盗铃之方式，聊以自慰”而已，中国所需要的，“为对外实行废除，非对内宣传废除也”。煌煌明令，“在外人目中只一外交史料已耳。”中国“过去所受不平等条约之耻辱，只关于条约之本身，今则倍之。其条约仍在，而对废除不理，中国之被轻视也。”（《外交现状之感言》，《大公报》1931年5月6日）南京政府修约交涉取得的主要成绩，是收回关税主权，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承续了北京政府的交涉成果。其后在抗战时期虽得以基本上废弃不平等条约，但就废约本身而言，在相当程度上是因缘时会，是种种因素共同促成，而非南京国民政府独家之功。
在此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新中国与历届政府截然不同。中共成立后即制定了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提出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内涵的反帝目标，在废约反帝斗争中，态度也最为坚决（参见拙文：《中国共产党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5期）。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放弃了废约主张，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了反对新形式的不平等条约的斗争。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4页）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规定对国民党政府所订条约、协定“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同上，第585、595页），以法律的形式彻底否定了新的不平等条约存在的根据。根据《共同纲领》，新中国收回了美、法、荷等国在华的兵营地产，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通过百余年来的不平等条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获特权的残留。在收回香港的交涉中，针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三个条约有效论”的论调，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14页）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终使这个昔日的殖民帝国放弃了继续维持条约特权的愿望。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废约立场，新中国建立后，中外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才得以真正废弃，其残余才得以彻底清除。
统一战线是废约斗争的基本途径
纵观中国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历程，尤其是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历史来看，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即：当全民族团结一致、努力奋斗时，废约斗争就取得成效；反之，则遭受挫折。也就是说，实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主张，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是实现废约目标的最基本的途径。大革命和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不平等条约斗争最辉煌的两个时期，而正是在这两个时期国共之间实现了合作。
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共同领导了以废约反帝为基本目标的国民革命，使废约斗争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1924年，中苏《解决悬案大纲》签订后，废约浪潮一个接着一个，国共两党彼呼此应，推动了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赞成召开国民会议，由此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为全国性大规模的废约运动的形成打下了基础。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因势利导，首先提出解决之道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421页）。国民党紧随其后，两次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在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废约运动全面兴起。两党发动的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又进一步推动了废约运动的发展。这一形势不仅推动北京政府采取积极态度，而且使得帝国主义不得不正视这一严峻的现实，“英日美三国对中国的民族运动，都已表示愿作某种让步。”（ 美 波赖著、曹明道译：《最近中国外交关系》，正中书局，1935年，第236页）国民政府外交总长陈友仁充满信心地预言，“取消不平等条约，最近将来定可实现。”（《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速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08页）
但不幸的是，蒋介石随后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分裂统一战线，使形势急转直下。帝国主义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甚至“公开的说将用武力解决中国革命”（《中国国民党中执会第二届常委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909页），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前景被完全葬送。一年后，人们审视这段历史，认为北伐军初克武汉之后，“博得国际的重视”，但党内分裂，宁汉分立，使得“对外地位低落”，“引起了帝国主义的列强轻视党政府的心理”，其对华政策，“反而变本加厉”。国民政府的外交，“更加表现得十二分的消极。关税自主，无形取消。收回租界也不听见说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是民众运动的口号，墙壁上的标语。”（松子：《国民革命与外交》，《现代评论》第7卷，第162期）包惠僧也回忆说，“如果不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帝国主义的列强采取妥协的途径，使中国革命遭到挫折，当时北伐军乘胜收复东南，抵定平津，全国各地的各国租界在收回汉口九江英国租界的榜样之下，在1927年就完全收回了。”（包惠僧：《回忆大革命时代》，《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314页）其后，国民党政府在进行“剿共”内战的同时，虽继续修约交涉，但成果寥寥可数。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不平等条约的基本废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同意取消领事裁判权等条约特权。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抗战中显示了自己的坚强决心和军事价值，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这一重要地位的取得，最重要的因素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局面。至1941年夏，欧洲有14个国家被德意法西斯所侵占，而中国的抗战却一直坚持下来，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国内有了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一个国共合作，在国外联合了苏联，并且联合了一切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而欧洲的这些国家，“大多数是没有这样做，或者做得不够充分”（朱德：《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四周年》，《解放》第131、132期）。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高风亮节，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排除异己的反动政策不同，中国共产党不是考虑一个政党、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坚持民族团结，积极主动地谋求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立场，说明它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抗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不仅废约斗争受到影响，而且蒋介石出于反共大局的需要，不敢得罪美国，与之订立《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又给中国套上了新形式的不平等条约。
广大民众是废约斗争的坚强后盾
在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中，中国所面对的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因而需要集中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力量，与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而近代中国废约斗争的历程也说明，广大民众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主体作用，显示了全民族的意志和决心，不仅推动了历届政府的废约交涉，而且还给帝国主义以巨大压力，迫使它们作出一定的让步。
晚清时期，虽未兴起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民众运动，但也出现了涉及这一目标的群众性斗争。义和团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便是这一类型斗争中较为典型的两个重大事件。20世纪初年，正是在民众的推动下，清政府才产生了废除具有国际私法性质的“准条约”的勇气，敢于向各国列强交涉，并收回部分路权和矿权。1905年爆发的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也迫使清政府最终未敢与美国政府签订限制华工续约。这些事例说明，只有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并将民众斗争与政府交涉结合起来，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清政府还作了其他方面的修约努力，但没有如愿以偿，其重要因素之一，便是没有动员国内民众的力量。反之也说明，中国当时尚未产生废除正式条约的民众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清政府底气不足，不敢明确提出这一要求。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还有待于民众的进一步觉醒和历史的新机遇。
民国建立后，清末已萌芽的国民外交伴随着民初的民主主义思潮而发展，逐渐形成为一个稳定持久的运动，并不断走向高涨。由于民众广泛参与外交事务，中国的废约斗争获得了一种强有力的力量。五四运动首先显示这一伟大力量，迫使北京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是民众参与外交事务第一次取得的重大收获。然而，五四运动虽促进了民族觉醒，但并未真正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仍存在着种种不足，如运动的目标“仅及于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提出全面废约的要求等。在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这一格局，将广大民众真正发动起来，为进行这一斗争找到了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党吸收了以往的教训，认为只有将广大民众发动起来，才能取得废约反帝和反对军阀的胜利，并为此作了艰苦的努力。在大革命的一次次风暴中，共产党人逐步将废约反帝的意识在民众中扎下根，中国开始了完全意义的民族觉醒，经过五卅运动，废约运动成为全民的运动，出现了新的面貌。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汉口砍杀中国民众，惨案引起了武汉民众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5日，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游行，收回了英租界。接着九江英租界也被收回。陈友仁总结说：“由于民众之同心协力，一致对外，使全世界皆知此为民众一致之意思，故外交进行，得有极强之后盾。”此次对英外交之所以获得较为有利的结果，是由于国民政府“代表风靡全国之民族运动……中国今日之国际荣誉，为百年以来所未曾有，是皆全体民众藉党之领导，以一心一德之意志，与一致步骤，方能达到此种荣誉与威望，将随本党之整理巩固继长增高与日俱永。”（陈友仁：《对三中执全会外交报告》，高承元编：《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神州国光社，1933年再版，第161页）民众与国民政府结合，使得废约外交具有了“革命外交”的精神，陈友仁也博得这一声誉，被视为“革命外交”的代表。人们普遍认为，“陈友仁办外交办得好，帝国主义者怕他到极点。”实际上，“帝国主义者并不是怕的陈友仁一人，帝国主义者所怕的，乃是当时的中国民气与国民党的精神”（夏天：《中国外交史及外交问题》，光华书局，1932年版，第384页）。民众运动的兴起，以及与国民革命的结合，使得帝国主义非常畏惧。久久拖延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终于在五卅运动后开始提上议事日程。英国尽管不愿放弃租界，但最终不得不同意将汉口和九江英租界交还给中国。舆论认为，汉口“一三”事件“为中国外交史开一新纪元，素以炮火政策自夸之英帝国主义者，竟尔低首下心，交还列强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租界，诚为快事”。此事足以证明，“民众力量，可以压倒强权，又足以给各国帝国主义一种最有力量之教训，知中国民众，已有彻底觉悟，现已从事与帝国主义者周旋。”“总之此案可视为将来用革命手段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先声，其意义之重，岂可言喻！”（周胤之：《废约运动之鸟瞰》（七），《晨报》1928年2月6日）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对民众运动转而采取压制态度，声称这“不但不能表示优点，简直可说是暴露我们国民的弱点”。实际上，他是担心民众运动被共产党所利用，而国民党“没有指挥民众的力量”。压制民众运动的结果，使得南京政府在修约交涉中缺乏坚实的后盾，难以有较大的作为，也难以获得满意的成效。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民众的广泛动员才又改变废约斗争的局面。这是一场全民动员的人民战争，中华民族的觉醒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抗战才具有了崇高的地位，列强才基本上放弃了条约特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广泛发动全国民众，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条约特权残余，尤其是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条约残余。
以上只是废约斗争历程中留给人们启示中的荦荦大端，除此之外，如国家实力与修约交涉的策略、国际形势与历史机遇的把握和利用、国际法理论的掌握和运用等等，也都有不少值得总结之处。这场斗争逐步向前推进，并最终获得胜利，是上述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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