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长江文化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是上世纪末在湖北举行的“首届长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和2003年10月在四川召开的“三星堆文化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随着《长江文化研究库》的推出，长江文化研究作为一门“新学”，越来越引起世人的瞩目。
长江文化研究之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中华文化主要由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这二元耦合而成，而且长江文化的整体水平并不比黄河文化逊色，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何人们对黄河文化的青睐和对长江文化的冷漠会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我以为，这种强烈反差的形成，导源于以下三“差”，即政治中心的“位差”、考古发现的“时差”和文化学者的“视差”。
先说政治中心的“位差”。中国历来的政治中心大都在黄河流域，由此形成了一种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而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又是受政治文化制约的，政治上的“中原正宗”必然导致文化上的“黄河一元”。《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载袁准劝曹爽的一段话，便表露了中国古代士人的普遍心态：“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抗衡。”这里的“技”即指文化，这里的“中国”即指中原。久而久之，人们很容易作出这样的逻辑推理：既然中华文明的摇篮只有一个―――黄河，那么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就不应该偏离黄河这条轴线。
再说考古发现的“时差”。长江流域的重大考古发现，尤其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些重大遗迹基本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发现的，如屈家岭文化发现于1954年，河姆渡文化发现于1973年，大溪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马家滨文化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而对其文化特征与类型的确认已到70年代了。同样，虽然良渚文化最早发现是1934年，但其名称则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才定下来。与之相反，黄河流域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多在本世纪20年代就发现了，如仰韶文化发现于1921年，马家窑文化发现于1923年，齐家文化发现于1924年，龙山文化发现于1928年，只有大汶口文化例外，发现于1959年，即便如此，它仍早于长江流域大多数文化的确认和定名时间。至于1951年发现的青莲岗文化，则很难把它划入黄河流域或长江流域的范畴。这就是说，黄河流域的考古发现使得一些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较早地认识了黄河文化，而当今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有不少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观点的沿袭和发挥。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原始社会遗址的考古发现大大超过了黄河流域，但“先入为主”所形成的心理定势一时还难以扭转。
正是由于政治中心的“位差”和考古发现的“时差”，才导致了文化史研究者的“视差”。在某些文化史学者看来，所谓中华文化，庶几成为黄河文化或曰中原文化的同义语。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展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讨论，大多偏重于一条河流―――黄河、一个学派―――儒学、一种宗教―――佛教、一批都市―――北方古都，以及某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某些人物的思想等。而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长江流域文化，则几乎未能进入某些文化史研究者的视野。
长江文化的特殊地位和研究现状，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历史和现实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长江文化研究。而这种研究首先便涉及到长江文化概念的界说。
长江文化的基本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长江文化，是以长江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埋位置优势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具有认同性和归趋性的文化体系。换言之，即长江流域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其概念内涵既有专门性、特指性，又有包容性、序列性。狭义的长江文化，是指文化地理学或历史学意义上的长江流域文化。它远祧仙人洞文化、彭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大溪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和西南、华南地区一些尚待确认定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蕴藉滇黔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容纳巫觋文化、傩文化、道教文化、南方佛教文化和江南士族文化；包孕近代湖湘文化、海派文化、岭南文化及闽台文化；发展为现代革命文化和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
长江文化作为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势必形成一些带普遍性、持久性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质―――创新、进取和开放。
长江文化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文化创造活力。水稻的栽培和推广，是长江文化为人类作出的巨大的开创性贡献。迄今我国共发现新石器时代含人工栽培稻的文化遗存约60处，95％在长江流域。其中时代最早的水稻遗存在长江中游的湖南澧县彭头山，距今8000年以上；其次在长江下游的浙江余姚河姆渡，距今7000年。二者不仅早于黄河流域出土的最早的稻谷遗迹，而且比已知国外最早的稻谷遗存―――印度北方邦安拉阿巴德市马哈加拉遗址的稻谷遗迹约分别早2000年和1000年。因此，说稻作文化由长江流域向环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播迁，不为无据。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也是在长江流域创立的。黑格尔曾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而“老子却说到了某种普遍的东西，有点像我们在西方哲学开始时那样的情形”。由老子发其端、庄子衍其绪、屈原推其波、荀子善其终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不仅为汉代道家建造完整的宇宙结构奠定了基石，更为中国哲学的独立发展开辟了道路。在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的历史过程中，长江文化更有开榛辟莽之功：中国共产党创立于上海，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主要来自长江流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的根据地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中国现代史上不少重大革命活动和历史事件也都发生于长江流域。所有这些，无不表明长江文化具有蓬勃的朝气和创新的伟力。正由于长江文化有着创新的特质，它才能生生不已，历久弥新。
要想保持创新的活力，必须有进取的精神。文化的进取特质，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一种文化是否具有进取的锐志，是决定它是否具有超前性或前趋性发展力量的重要标准。长江文化正是一种锐意进取、矢志开拓的文化。试从长江文化的第一个辉煌期―――春秋战国时期来看，无论是巴蜀北抗秦陇、内结羌濮以至成为西南强国，还是楚国筚路蓝缕、转弱为强，一跃而为春秋五霸之一和战国七雄之长，或是吴国的北进西突、东拓南征和越国的卧薪尝胆、发愤图强，都表明了一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它们分别创造出璀璨夺目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铸造了上古长江文化的辉煌。长江文化的进取特质在中华文化迈向近代文化的变革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试举两例说明：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898年间维新派共组织成立学会78个，仅湖南就有18个，居首；上海有17个，居次；两地之和已近半数。而作为京师的北京，只有14个。又据有关资料表明：1895年至1898年间，全国创办的主要报刊31种，60％分布在长江流域。其中有广泛影响的3种报纸―――《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前两种都创办于长江流域。《强学报》阐述变法之必要，自强之亟需，影响既深且巨；《时务报》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宗旨，不数月间，风靡海内外。可以认为，在中华文化进行社会体制变革、走向近代的探索中，长江文化一直是居于前潮。
不过，创新也好，进取也好，一种文化如果离开了开放的精神，终究会停滞萎缩乃至消亡。从长江文化的整体功能来看，它是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所谓开放性，一是指它具有兼收并蓄、容纳百家的恢弘气度，在充分认识自己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和融汇异质文化的养分，不断地更新和增宏自己；二是指它在吸收异质文化养分的同时，源源不断地输出自身的文化能量，给异质文化以影响。这里同样以先秦时期长江流域的三朵争奇斗艳的文明之花―――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为例：楚人以“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博大胸怀，择善而从，为我所用，包容了一切有生机的文化。以至有的学者对楚文化作了这样的分解：其文化主流虽可推溯到祝融，但其干流是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支流则为蛮夷文化，三者的交汇合流，才构成了典型意义的楚文化。吴越文化也不例外，齐人孙子入吴传授兵法，吴公子季札赴鲁观礼和楚人文种、范蠡入越治军、辅政、筑城，显示出吴越文化的开放襟怀。据有关学者研究，甚至早在四五千年之前，犯艰历险的越人曾率领船队前仆后继地来到了太平洋各岛屿，并抵达南、北美洲，奠定了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基础，加速了中华文化的海外播迁。巴蜀文化不仅吸收了楚文化、吴越文化、滇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先进因素，而且还吸收了西亚文明、东南亚文明和印度文明中的某些养分。同时，它又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上述诸地。秦汉以后，长江文化的开放精神有增无减：在中华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中，长江文化积极汲取西方文化中的先进内容，率先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在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几乎总是以上海为龙头，以长江流域为龙身而起舞，从而演绎出一曲曲波澜起伏、雄奇壮观的历史活剧。
斗转星移。时至今日，长江流域仍是风光佳丽之地，文化昌盛之区，人才荟萃之乡，一言以蔽之，长江文化仍自有其优势、生机和魅力。作为立志于研究长江文化的学子，应该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感和“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为长江文化的研究、开发和建设竭智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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